最近报告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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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最近报告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世界粮食日勤俭节约演讲稿（精选7篇）

　　世界粮食日勤俭节约演讲稿（精选7篇）

　　演讲稿特别注重结构清楚，层次简明。在充满活力，日益开放的今天，演讲稿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还是对演讲稿一筹莫展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粮食日勤俭节约演讲稿（精选7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世界粮食日勤俭节约演讲稿1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同学们，你们知道世界三大粮食作物是什么吗？它们就是小麦、水稻和玉米。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本周是我国“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宣传周。“民以食为天”，今天，就让我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谈谈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早已远离食不果腹的年代，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还有谁会在意粮食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粮食？然而，现实情况令人堪忧：一方面，全世界人口与日俱增，粮食供应日益紧张。更何况，全世界还有许多地方和我国的一些偏远贫困地区一样，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那儿的孩子们连米饭都吃不上啊，更不用说吃肉了！

　　另一方面，浪费粮食的行为屡见不鲜。就以我们学校为例，教室的垃圾桶里，经常会有同学们吃剩的馒头、糕点；食堂的餐桌上，米饭、菜肴随处可见，有时，甚至在食堂地面上，都能见到同学们洒落的米粒；在生活中，不少同学也不懂得爱惜粮食，他们把饼干、面包、稀饭随便乱扔，在家里挑吃捡穿据有关部门估计，全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五千万人吃一年，多么惊人的数据啊！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既赞美了劳动人民的伟大，也表达了劳动人民的辛劳。如今人们的生活好了，却不能丢弃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因为，一粒粒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再加工成成品粮，至少要经过20道工序，这中间包含了农

　　民多少辛勤的劳动呀！可以说，每一粒粮食都浸透了农民伯伯的心血和汗水。

　　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上，农作物的品种正在日益减少。古代先农们种植过多达数千种的农作物，而现在只有大约150种被广泛种植，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其中，玉米、小麦、水稻约占60%，而大多数的其它农作物品种已处于灭绝的边缘。面对如此严峻的粮食问题，有许许多多像“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爷爷一样的科研人员，正在利用高科技手段，开发粮食新品种，增加粮食产量，为全球的粮食问题出谋划策，而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新生一代，除了向袁隆平爷爷他们学习之外，更主要的是从现在做起，拿出实际行动来爱惜粮食，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世界粮食日勤俭节约演讲稿2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珍惜粮食，养成节约好习惯。

　　大家一定都知道这样一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说的是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是农民伯伯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同学们一定见过农民伯伯在田里辛苦种地的情景，太阳热辣辣的，农民伯伯的衣服都被浸湿了。多辛苦啊!当稻子变成一颗颗白白胖胖的米粒，食堂的阿姨还要认真地烹饪，才能变成我们餐盘里热腾腾的米饭。多不容易啊!少先队员应该珍惜粮食，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虽然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愁吃，不愁穿。可是你知道吗?有人打过这样一个比方：13亿人口的嘴加在一起，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真是一张大嘴。要让这样一张大嘴吃饱饭，可是件不容易的事。全世界还有很多人因为吃不饱饭而饿死的人，其实有很多跟你们一样天真可爱的孩子。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从自己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有人推测，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粒大米，全国每天可节约32500公斤大米。同学们，当你想浪费粮食的时候，请你多想想那些忍饥挨饿的人，想想辛勤劳动的农民伯伯、厨师师傅们!每天在食堂就餐，总会看到一些同学有很多剩饭剩菜。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一些建议：

　　1、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偏食，不挑食，不倒剩饭剩菜。

　　2、看到别人浪费的现象，主动地制止，减少浪费。你身边的伙伴能做到吗?互相监督，比一比，谁是节约粮食的好孩子。

　　3、做个小小宣传员，向家人、亲戚、朋友宣传浪费的后果。让所有人都加入到节约粮食的行列中来。

　　4、到饭店吃饭时，点饭点菜不浪费，若有剩余的要带回家。

　　同学们，节约是一种美德，不仅仅是对粮食，要让节约变为一种自觉，成为一种习惯。

　　世界粮食日勤俭节约演讲稿3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就是“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悯农》这首诗我们大家都太熟悉了，一粒粒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再到加工成成品粮，至少要经过二十道工序，这中间包含了农民多少辛勤的劳动呀!可以说，每一粒粮食都浸透了农民伯伯的心血和汗水。

　　今天，当我们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我们唱起雄壮的国歌，我们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幸福。我们的祖国现在是多么的繁荣富强啊!但是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中，有一些遥远的地方，那里就是贫困山区。在贫困山区里，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小孩子们还没有地方上学。人们天天吃野菜、白薯、山里的蘑菇，连大米都不多，更别说肉了。要是两三星期能吃一次肉呀，就是谢天谢地了。

　　中国人口超过13亿，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5亩，是世界人均值的1/4;如此宝贵的耕地，每年还以千万亩的速度在消失。我国东部600多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05公顷(0.75亩)的警戒线。而我国由于设备和管理落后，粮食在收获、储存、调运、加工、销售和消费中的总损失高达18.2%，也就是说，我国每年的产后粮食约有850亿公斤被白白浪费掉。

　　资源、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课题。

　　节约粮食，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不是说你的生活好了，你浪费得起就可以浪费。浪费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即使在发达国家，节俭也被视为一种美德。这是对劳动的尊重，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更何况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解决温饱和贫穷，还有那么多孩子因贫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并不难，在日常生活中不过是举手之劳。只要存有节约的意识，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菜;在餐馆用餐时点菜要适量，而不应该摆阔气，乱点一气;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回家。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成为新时代人应该具备的一种品质。在我们享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能够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分钱……也是对社会的一份贡献、一份责任。

　　建设节约型社会，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节约资源，健康生活，让我们从珍惜粮食开始做起吧。

　　世界粮食日勤俭节约演讲稿4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世界粮食日”，我国旗下演讲的题目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大家都会熟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可有多少人真正去想过，我们所吃的饭菜经过了多少辛苦的劳动，流下了多少人辛勤的汗水？

　　随着时代的发展，没饭吃、吃不饱饭的事已成了遥远的故事，那是爷爷和父亲的故事了。对我们而言，吃饭早已不再是一个问题。然而我们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生活中的浪费现象却也增加了：宾馆、饭店里，许多高档饭菜被倒进下水道；垃圾桶、废品袋中，躺着整个的面包、整盒的饼干……也许有同学觉得这些与己无关，那么，躺在学校食堂地面或桌面上的白米饭又是谁的“杰作”，吃了几口的馒头又是谁扔的？也许有同学会想，这些饭菜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我想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与他人何干？我们先扪心自问，父母赚钱容易吗？钱里面可有父母的心血和爱，我们倒掉的就是父母的心血和爱啊！

　　听听，那些正饱受着饥饿之苦的难民们的痛苦呻吟；看看，那些

　　为了儿女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挥锄头洒汗水的农民父母们；想想，不知生活艰辛的我们随意乱倒饭菜能问心无愧吗？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生活在没有饥饿威胁的今天，我们是幸福的。也许你并未意识到自己在浪费，也许你认为浪费这一点点算不了什么，也许你仍然以为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然而事实是：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2亩，是世界人均值的1／4；目前耕地面积正以每年30多万亩的速度递，全国40％的城市人口消耗的粮食依靠进口，现实绝对不容乐观！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同学们，让我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自觉抵制奢靡浪费之风，从自身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来创建“节约型校园”，为建设文明、和谐的校园作出应有的贡献！

　　世界粮食日勤俭节约演讲稿5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同学们，你们知道世界上三大粮食作物是什么吗？它们是小麦、大米和玉米。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本周是中国“爱惜节约粮食”宣传周。今天，让我们更多地关注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谈谈珍惜和节约食物。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早就远离了吃不饱的时代，吃得好、吃得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谁关心食物的来源，还有谁关心被丢弃的食物？然而，现实令人担忧：一方面，世界人口日益增加，粮食供应日益紧张。更何况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像中国的一些偏远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极低，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那里的孩子连饭都吃不上，更别说肉了！

　　另一方面，浪费食物并不少见。以我们学校为例。教室的垃圾桶里，经常有学生留下的馒头和蛋糕。餐桌上，米饭和菜肴随处可见。有时候，即使在食堂的地板上，你也能看到同学洒出来的米粒。生活中，很多学生不懂得珍惜食物。他们随意扔饼干、面包、粥，在家里挑着穿。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5000万人吃一年。

　　多么惊人的数据！

　　“除草的日子是中午，汗水把草滴到了土里。谁知道中餐硬？”这首诗不仅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伟大，也表达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如今，人们生活得很好，但他们不能放弃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因为，每一粒粮食从播种到收获，再加工成成品粮食，至少要经过20道工序，这其中包含了多少农民的辛苦！可以说，每一粒粮食都浸透了农民叔叔们的心血和汗水。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农作物的种类正在减少。古代农民种植了成千上万种作物，但现在只有150种左右被广泛种植，这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其中，玉米、小麦、水稻约占60%，其他大部分农作物品种濒临灭绝。面对如此严峻的粮食问题，很多像“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这样的科研人员，都在用高科技手段开发粮食新品种，增加粮食产量，为全球粮食问题出谋划策。作为中华民族的新一代，我们不仅要向袁隆平爷爷学习，更要以实际行动珍惜粮食，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世界粮食日勤俭节约演讲稿6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关注舌尖上的浪费》。首先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记者调查。

　　有记者观察到一所学校食堂用餐时剩菜的情况。在记者等待的半个小时里，300多名学生吃完了饭，其中100多名留下了饭菜。记者甚至看到，一个男生的碗饭没吃几口就倒掉了，一个女生在餐桌上留下了一整个西红柿炒鸡蛋。

　　不知道同学们听了这个调查有没有感觉。“除草的日子是中午，汗水把草滴到了土里。谁知道中餐硬？”3354唐代诗人沈李的《悯农》，这首诗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背出来就能脱口而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把它记在心里？有多少人付诸实践？

　　近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越来越富裕，“节约”这个词似乎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淡化了。

　　在日常生活中，浪费粮食的现象是屡见不鲜。据我省粮食局估计，我省每年损失和浪费的粮食在22.5亿公斤以上，相当于1200万人一年的口粮。也许你并未意识到自己在浪费，也许你认为浪费这一点点算不了什么，所以吃东西常常挑三拣四，吃不完就随手扔掉。然而，你可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一餐饭而辛苦奔波，还有许多人正因饥饿而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

　　“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粮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粮食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也是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问题。只有在保障粮食安全基础上并不断发展，才能切实实现各国和世界的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虽然实现连续增长，但是粮食供给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而且受人口持续增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全球气候变暖等影响，潜在的粮食安全危机是不可忽视的。因此，节约粮食就等于增产，别再在饭桌上挑东捡西，别在沉迷于快餐无法自拔，别在用餐时多点菜摆阔气，不要再浪费粮食……不要真的等到我们饥饿时，才会对随手扔掉的粮食回忆珍惜。

　　今年10月16日是第x个世界粮食日。今年世界粮食日主题是:家庭农业：供养世界，关爱地球。我们中学生理应响应号召，节约粮食。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同学们，让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谢谢!世界粮食日勤俭节约演讲稿7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粮食是农民伯伯用辛勤的汗水耕作得来的，每一粒粮食都是他们的心血!粮食跟水一样，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是我们每天工作、学习的动力之源。俗话说的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我们要改掉浪费粮食的坏习惯，要珍爱粮食，节约粮食，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多少人吃不上饭，还要坚守在阵地和敌人做生死斗争，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美好的生活。如今生活富裕了，但也有不少流落街头的乞丐吃不饱穿不暖。他们那一双渴望食物的眼睛，是多么楚楚可怜。而我们如果浪费粮食的话，最终也会造成吃不上饭的后果，所以号召大家节约粮食迫在眉睫。我的身边就有许多珍惜粮食的人，我们要向他们多学习学习。

　　我的奶奶今年已经60多岁了，奶奶虽然年龄大，但一直保持着节约粮食的好习惯。比如说一盘新鲜的菜出锅了，第一顿奶奶先是撑破了肚皮往肚子里装，如果实在吃不了，就放到冰箱里，等第二顿再拿出来热热吃，一直是吃了热，热了吃，直到菜酸了，奶奶也舍不得扔，最后倒给家里的鸡吃。我常和奶奶说隔夜的饭菜吃了容易得病，但奶奶仍然舍不得扔这些粮食，还教导我们说："弘弘呀，我们虽然生活好了，但不能忘本呀。

　　在六七十年代，庄稼青黄不接，你的老太爷就是活活饿死的，老太太也是吃树皮和花生皮才勉强活了下来，那时候要是有这么一碗白米饭，该有多高兴啊，所以你要珍惜粮食，浪费可耻呀!"我一直对浪费这个词理解很肤浅，听了奶奶的话，我才明白，没有了粮食将是多么的可怕。

　　在学校有的小学生，餐盘里总是或多或少的剩些饭菜扔掉。这些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在丰收时，农民伯伯想到我们狼吞虎咽的吃着他们种的粮食该有多么高兴，可如果看到我们把他们的劳动果实扔到垃圾箱内，又会多么伤心失望埃此时我不禁想起了那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节约粮食，像珍惜我们的生命一样去珍惜它吧。

篇二：最近报告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思想政治教育

　　关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思考

　　一、选题的意义

　　“三农”工作的重点是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我国13亿人口中有9亿是农民，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解决好农民的问题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没有9亿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只能是一种愿望，不很好地解决农民问题，农村和农业问题就无从下手，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农民收入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标志。农民是否增加收入和减轻负担是检验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标准。进入21世纪，农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我国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民收入却没有像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势头那样强劲，农民收入没有显著提高，这样的状况对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将发生负面影响。农民因为是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农民担负着近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民收入上不去，肯定影响农民积极性，势必影响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农民增收减少，不仅制约着农民的生活改善，而且制约着农民再生产的投入。从这个角度说，农民收入问题，也是农业生产问题。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相互制约，相互联系。农民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每个农民的生产投入水平。

　　农民收入还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人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发展经济主要是要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显然，只有提高农民的收入才能扩大国内需求，农民口袋里的钱多了，购买力自然增加了，农民愿意花钱了，农村经济自然搞活了。如果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民购买力就上不来；购买力上不去，农村市场就打不开，直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才能形成购买力，才能使潜在的、巨大的农村市场变成现实的市场，为工业经济的升级发展创造持续的拉动力量，带动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阐述的主要观点）

　　主要研究我国农民收入增长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运用的策略。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阐述了该问题的发展研究意义，把我国农民收入问题与现实联系起来，深刻理解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农民收入低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透彻分析我国政府所采取的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的依据及采取的具体措施，以此可以为未我国对更好的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三、研究（工作）步骤、方法及措施（思路）

　　（一）研究（工作）步骤：

　　（1）收集相关文献资料。

　　（2）对所收集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归纳，确定本论文的研究方向。

　　（3）根据文献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以及开题报告，此后开始初稿撰写。

　　（4）大致列出论文的基本框架，查找各类数据，增加相关的例证研究。

　　（5）认真撰写初稿并提交指导老师审定，根据指导老师的意见进行修改。

　　（二）方法及保障措施：

　　理论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采用顺查法、追溯法、浏览法等查阅方法。采用文献法、二手资料法、在线调查法等调研方法。学校图书馆、清华同方数据、网络联机资源、指导老师给我们的毕业设计提供了保障，这些资源可以确保我们按时的完成我们的毕业设计。

　　四、毕业论文提纲

　　（一）我国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二）研究我国农民收入提高的意义

　　（三）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比较相对低下的原因

　　1.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

　　2.我国城乡差距相对大的原因

　　（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对我国的影响

　　（五）建议及对策

　　1.农业方面

　　2.农民方面

　　3.公共政策方面

　　（六）结语

　　五、主要参考文献

　　[1]张秀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M].北京：农业出版社，2008.[2]徐浩.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蔡昉.王德文.农村发展与增加农民收入[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4]史宝华.当议现阶段农民增收问题[J].时代经贸(下旬刊),2007(04).[5]马东才.新形势下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考[J].南方论刊.2009(02).[6]李旖婷.建立增加农民收入长效机制研究.广西大学硕士论文[J].2008(ll).[7]韩彦莉.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思路[J].决策探索.2006(2).[8]呼世忠.积极增加农民收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环渤海经济瞭望,2006(06).[9]刘保明.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走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路子[J]前进,2004(03).[10]朱洪跃.尚楠楠.

　　我国当前农民收入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消费导刊,2010(04).[11]于静.略谈增加农民收入[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0(01).

篇三：最近报告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中国是不是可以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答案是否这的.因为早在本世纪初这种悲剧就发行过.

　　孙中山先生做为中华民族革命的先驱者他的丰功伟绩是后人所不能够抹杀的.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在进过无数次的与封建王朝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结束了中国近五千年的封建历史.便是封建王朝结束了`中国近代的两大根本矛盾有没有结束呢,答案肯定是否的,为什么呢``因为封建王朝是结束了`但是一种新的封建势力又出现了``那就是军阀主义.再加上中国资本阶级本身就具有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们一味的与国外帝国主义妥协忍让.而结果是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在当时的中国更加的放肆.出现了军阀或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为代表的某些有权有势力的人在中国境内犯罪加害普通民众而不受任何处罚.而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有一种阶级他必然要代表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必然要与不法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做斗争.而这种新的阶级的诞生

　　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

　　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所以，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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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篇四：最近报告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中国的粮食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一九九六年十月·北京

　　目

　　录

　　一、新中国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

　　二、未来中国的粮食消费需求

　　三、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四、努力改善生产条件，千方百计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五、推进科教兴农，转变粮食增长方式

　　六、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国土资源，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七、深化体制改革，创造粮食生产、流通的良好政策环境

　　中国政府一向十分重视粮食问题。中国有１２亿多人口，是粮食生产与消费大国。中国的粮食状况如何？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有多大？中国人民能不能养活自己？中国将如何发展粮食生产？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国政府经过科学论证，现就这些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一、新中国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

　　饥饿始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一大难题。旧中国的农业发展水平极为低下，有８０％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遇有自然灾害，更是饿殍

　　遍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每公顷粮食产量只有１０３５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２１０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府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用占世界７％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２２％的人口。１９９５年与１９４９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了３倍多，年均递增３．１％。目前，中国粮食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人均３８０公斤左右（含豆类、薯类），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人均肉类产量４１公斤、水产品２１公斤、禽蛋１４公斤、水果３５公斤、蔬菜１９８公斤，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在八十年代世界增产的谷物中，中国占３１％的份额。中国发展粮食生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而且为在全球范围内消除饥饿与贫困作出了重大贡献。

　　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粮食生产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１９４９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只有１．１３２亿吨，１９７８年达到３．０４８亿吨，２９年间年均递增３．５％。这一时期，中国通过改革土地所有制关系，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解放了生产力，同时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粮食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为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４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４．０７３亿吨，６年间年均递增４．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粮食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粮食生产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在农村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通过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重大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使过去在农业基础设施、科技、投入等方面积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释放，扭转了中国粮食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第三阶段为１９８５年至今。１９９５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４．６６６亿吨，１１年间年均递增１．２％。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继续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主动地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发展多种经营，食物多样化发展较快。猪牛羊肉、水产品、禽蛋、牛奶和水果产量分别达到４２５４万吨、２５１７万吨、１６７６万吨、５６２万吨和４２１１万吨，比１９８４年分别增长１．８倍、３．１倍、２．９倍、１．６倍和３．３倍。虽然这一时期粮食增长速度减缓，但由于非粮食食物增加，人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新中国之所以成功地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主要经验是：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把发展粮食生产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点，千方百计争取粮食总量稳定增长；改革农村生产关系，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扩大粮食的市场调节范围，合理调整粮食价格，调动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断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装备水平，增加农业投入，保护生态环境；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综合开发利用国土资源，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

　　现在，中国城乡居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中国政府今后的任务是在进一步增加粮食总量的同时，努力发展食物多样化生产，调整食物结构，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向小康和比较富裕的目标迈进。当然，中国政府也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粮食供需平衡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供需偏紧的状况还将长期存在。由于一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到１９９５年底，全国还

　　有６５００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约占总人口的５％）。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扶贫攻坚计划”，就是要力争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这部分人的温饱问题。

　　二、未来中国的粮食消费需求

　　未来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要走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与农业资源状况相适应的路子，建立科学、适度的消费模式。中国政府将通过引导消费，既挖掘粮食生产潜力，又挖掘非粮食食物生产潜力，避免粮食需求超过供给能力过快增长。

　　１９８４年以来，中国人均占有粮食相对稳定，但由于动物性食品增加较多，人民的营养水平明显改善，平均每人每天供给的热量达到２７２７大卡，蛋白质和脂肪分别达到７０克和５２克，高于同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按照《九十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和城乡居民的饮食习惯，今后中国人民的食物构成将是中热量、高蛋白、低脂肪的模式，在保留传统膳食结构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动物性食品数量，提高食物质量。由于食物构成的变化，直接食用的口粮将继续减少，饲料粮将逐渐增加。这样，通过坚持不懈地发展粮食生产，到２０３０年中国人口出现高峰值时，人均占有粮食４００公斤左右，其中口粮２００多公斤，其余转化为动物性食品，就可以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营养改善的要求。

　　中国政府相信，实现上述消费模式是有可能的。这是因为：第一，虽然中国人均占有粮食不可能增加很多，但发展食物多样化生产的前景广阔，随着肉类、禽蛋、水产品、水果、蔬菜等供给量的继续增加，对口粮消费的替代作用将进一步增大。第二，通过推进养殖业科技进步，提高饲料报酬率，提高食草型畜禽和水产品等节粮产品的比重，可以减缓对商品饲料粮的过快需求。第三，中国目前

　　处在一个食物消费低增长时期。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看，食物消费达到一定水平后将趋于稳定。中国作为低收入国家，达到目前城市的食物消费水平已具有超前性，这是由于家庭投资渠道单一，购买力相对集中在食物消费领域所致。今后随着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人民增加的收入将较多地用在住和行等方面，食物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将逐步下降，食物消费的增长将会低于收入的增长。

　　根据上述消费模式的发展趋势以及人口增长规模，未来几十年中国粮食需求量为：２０００年人口接近１３亿，按人均占有３８５公斤计算，总需求量达到５亿吨；２０１０年人口接近１４亿，按人均占有３９０公斤计算，总需求量达到５．５亿吨；２０３０年人口达到１６亿峰值，按人均占有４００公斤计算，总需求量达到６．４亿吨左右。

　　三、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是中国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中国将努力促进国内粮食增产，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率不低于９５％，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５％。

　　现阶段中国已经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客观上具备诸多有利因素。根据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其他发展条件，粮食增产潜力很大。

　　———提高现有耕地单位面积产量有潜力。目前，中国同一类型地区粮食单产水平悬殊，高的每公顷７５００—１５０００公斤，低的只有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公斤。在播种面积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只要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粮食单产年均递增１％，２０１１—２０３０年年均递增０．７％，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粮

　　食总产量目标。这样的速度与过去４６年年均递增３．１％相比，是比较低的。即使考虑到土地报酬率递减的因素，也是有条件实现的。目前，中国的粮食单产水平与世界粮食高产国家相比也是比较低的，中国要在短时间内达到粮食高产国家的水平难度较大，但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缩小差距的。通过改造中低产田、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等工程和生物措施，可使每公顷产量提高１５００公斤以上。

　　———开发后备耕地资源有潜力。中国现有宜农荒地３５００万公顷，其中可开垦为耕地的约有１４７０万公顷。中国政府将在加强对现有耕地保护的同时，加快宜农荒地的开发和工矿废弃地的复垦，未来几十年计划每年开发复垦３０万公顷以上，以弥补同期耕地占用，保持耕地面积长期稳定。通过提高复种指数，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１．１亿公顷左右。

　　———依靠科技进步有潜力。目前，农业科技在中国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约为３５％，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在６０％以上。中国政府已确定并正在努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力争逐步缩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领域的差距，到２０００年使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到５０％，到２０３０年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中国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的巨大动力。

　　———利用非粮食食物资源有潜力。中国水域、草原、山地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据统计，全国１７４７万公顷内陆水域中，可供养殖的水面６７５万公顷，目前利用率仅为６９％；可供养鱼的稻田６７０万公顷，利用率仅为１５％；海水可养殖面积２６０万公顷，利用率仅为２８％。中国将努力提高现有水域的生产能力，保持水产品继续快速增长。中国现有草地面积３．９亿公顷，其中可利用面积３．２亿公顷，居世界第三位，若将其中的大部分建设成人工草场，提高草原畜牧业集约化水平，就能增加大量的畜产品。中国山区面积占国土

　　总面积的７０％，具有发展木本食物的良好条件，增加木本食物的前景也十分广阔。

　　———节约粮食有潜力。据专家测算，中国粮食在种、收、运、储、销和加工、消费等环节的损失率至少为１０％，总损失量在４５００万吨以上。如果将各环节的损失降至合理范围，每年至少可节约粮食２０００万吨。

　　中国政府通过增加国内粮食生产，保持粮食供需平衡的决心是坚定的，有信心领导全国人民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中国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实现这个目标的艰巨性：第一，中国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属于低水平，耕地和水资源不足是农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在这样的资源条件下，要创造出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必须花大力气。第二，中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手段落后，抗灾能力差，需要坚持不懈地改善生产条件，提高抗灾能力。第三，中国农户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容易造成粮食生产的波动，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粮食生产的调控。第四，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阶段，在资源分配上还存在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倾向，需要继续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采取有效的支持措施。总之，中国政府将正视困难，在经济布局和工作指导上，继续严格执行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的基本国策，实施科教兴农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推动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步提高。

　　中国立足国内解决粮食供需平衡问题，并不排除利用国际资源作为必要补充，但这只起品种、丰歉调剂和区域平衡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粮食是安定天下的产业。对一个拥有１２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必须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率，这是保持安定的必要条件，否则，就难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第二，粮食安全。中国每年粮食消费量占世界粮食消费总量的五分之一，如果进

　　口过多，不仅国际市场难以承受，也会给低收入国家购粮带来不利影响。第三，农村劳动力就业。目前中国有４亿多农村劳动力，发展粮食生产是解决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之一。过多进口粮食，必然打击国内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就业。中国立足国内解决粮食问题，只会有利于改善世界粮食安全状况，增强世界粮食贸易中的稳定因素。

　　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度不大。从新中国建立至六十年代之前，中国是粮食净出口国。六十年代以后，粮食有进有出，进大于出。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净进口粮食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呈减少趋势，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为３．２％，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为１．２％，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为０．４％。因此，中国进口少量粮食，绝不会对世界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国际上所谓的“中国粮食威胁论”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在进口一些粮食的同时，还出口一些具有较高附加值的食品。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中国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畜禽等出口额为７５６亿美元，进口额为３４０亿美元，是食品净出口国。中国愿意与粮食出口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比较稳定的粮食贸易关系。

　　四、努力改善生产条件，千方百计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为实现粮食增产目标，中国政府将在保护耕地资源，增加农业投入，加强水利建设，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保护耕地始终是增产粮食的基础。多年来，中国制定和完善了《农业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抑制了耕地面积锐减势头，使耕地净减少面积由九十年代前的年均３０多万公顷，下降到目前的不足２０万公顷。随着今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建设对耕地的需求压力仍然很大，中国

　　政府将按照节约用地、少占或不占耕地的原则，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确保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控制非农业占用耕地，进一步健全耕地保护制度，切实加强基本农田保护；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控制城市发展规模，盘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加强乡村建设和乡镇企业发展的规划管理，引导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工业小区，调整村镇居民点用地，改造村镇，退宅还田；实行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同开发、复垦挂钩。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领导人民治理江河、拦洪蓄水、改善生产条件，修建水库８．４万座，改造易涝地２０００万公顷，灌溉面积由解放初期的１６００万公顷增加到目前的４９３３万公顷，供水能力达到５０００亿立方米，有效地提高了农业抗灾能力。今后，中国政府将继续在这方面作出不懈努力：建设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缓解水资源区域、季节分布不均问题；广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２０００年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５３３０万公顷，２０１０年达到５６７０万公顷左右，２０３０年达到６６７０万公顷以上，分别占耕地面积的５６％、６０％和７０％；加快解决骨干排灌水利工程老化失修问题，使旱涝保收的农田面积由目前的３３００万公顷增加到２０３０年的４０００万公顷以上，使其中的２０００万公顷以上农田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每公顷１５吨；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和旱作农业，到２０３０年，使节水灌溉面积由目前的１３００万公顷提高到４０００万公顷以上，灌溉水有效利用率由４０％提高到６０％以上，自然降水的有效利用率提高到３０％以上。同时，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到２０００年，中国计划改造中低产田１４００万公顷，力争到２０３０年使现有６０００万公顷中低产田全部得到改造。

　　新中国建立后，农用工业发展很快，对保证粮食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化肥生产总量由建国初期的３．９万吨（按１００％有效成分计算，下同）增加到目前的２４５０万吨，使用量由７．９万吨增加到３５７０万吨，每公顷耕地

　　的使用量３７５公斤；农业机械总动力由１２．１亿瓦特增加到３６０７亿瓦特，大中型拖拉机由１３００台增加到６７万台，农用载重汽车由４０００多辆增加到８０万辆，农村用电量由０．５亿千瓦小时增加到１６２８亿千瓦小时。但是，从总体看，目前农用工业仍难以满足农业持续发展的要求。今后，中国将大力发展国内化肥生产，提高化肥自给率，到２０００年做到氮肥基本自给。同时，积极推进农药、农膜、农机、农电、柴油等农用工业的发展。

　　中国将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和社会资金分配结构，在计划安排和资金投放上首先保证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发展需要，提高固定资产投资、财政预算内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以增加农业投入总量。到２０００年，中央政府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预算内农业投资比重由目前的１７％提高到２０％以上，地方政府比照中央的做法相应增加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各级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保持农业贷款增长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长率，银行新增贷款规模中农业贷款的比重达到１０％以上，提高信用社贷款用于农业的比重；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制，建立包括农村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内的农村金融体系，保证农村政策性金融资金重点用于粮食生产。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一些旨在提高农业投入产出效益的政策措施，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增加粮食生产投入的积极性。中国将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对大型工商企业进行农业综合开发给予贷款支持，积极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规模，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农业领域特别是粮食生产。

　　五、推进科教兴农，转变粮食增长方式

　　转变粮食增长方式，要从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和耕作制度，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粮食生产集约化程度和农业资源有效利用率等多方面入手，但最主要的是依

　　靠科技进步，加快科教兴粮步伐，走高产、优质、高效、低耗的路子。新中国建立后，共取得较大的农业科技成果３万多项，其中获得国家或部级奖励的６０００多项，有一些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主要粮食作物品种更新了３—５次，每次增产幅度均达到１０％以上，仅杂交水稻一项，近１０年就累计推广１．６亿公顷，增产稻谷２．４亿吨；多种综合栽培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对粮食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生物工程等高技术领域，两系法杂交稻新组合等一批重大技术已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业科技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中国政府已确定并正在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将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粮食增产中的科技含量。

　　———加快实施“种子工程”。完善优良品种的繁育、引进、加工、销售、推广体系，到２０００年，主要粮食作物用种全面更换一次，５０％的商品种子采取包衣处理，提高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统一供种率和良种覆盖率。发挥中国粮食种质资源丰富、育种基础较好的优势，加强水稻、小麦和玉米等新品种的培育，促进农作物品种的更新换代。

　　———加快现有科技成果转化和粮食生产重大技术的科研攻关与引进。今后几年，将重点推广优良新品种、水稻旱育稀植及抛秧、地膜覆盖、精量半精量机械化播种、病虫害综合防治、科学用肥、节水灌溉和旱作农业等重大适用技术。继续挖掘精耕细作、增施有机肥、用地养地结合等传统农业技术的增产潜力，形成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相结合的技术应用体系。逐步健全县、乡、村三级农业技术推广网络，扶持各类民办专业技术组织的发展，形成国家、集体和各种民办技术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围绕对中国粮食生产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研项目，组织联合攻关，积极引进一批具有显著增产效果的重大粮食生产技术。

　　———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利用现有５００多所农林中专学校、２０００多所县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广泛开展农民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接受和应用农业新技术的能力。实施“绿色证书”工程，到２０００年使１０００万农民获得“绿色证书”，培养一大批粮食种植能手。

　　———深化农业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优化农业科研结构，建立起学科先进、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科研新体制。国家和地方政府择优支持一批重点农业科研、教学单位，保持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从事基础研究、重大实用技术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积极鼓励一部分科研教学人员，深入农村第一线，推广技术，培训农民。加强政府对农业科技和教育事业的统筹规划，推动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相结合，共同为发展粮食生产服务。

　　———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粮食损失。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粮食生产集约化水平。积极推广降低粮食生产成本的技术，减少物资消耗，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加强对粮食播种、收获、储运、加工等各个环节的管理，推广运用节能机械，节约粮食：在生产环节，通过对种子精选、加工和包衣处理，提高种子质量，减少用种量；在收获环节，推广机械化收割；在仓储环节，推广应用先进保粮技术，运用新的包装技术和包装材料；在运输环节，改造传统的运输方式，提高铁路、公路和水运的现代化水平；在加工环节，应用新工艺、新设备，提高粮食加工机械的技术性能。

　　六、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国土资源，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历来重视综合开发利用山地、水面、草原等国土资源，增加各类食品产量。今后，中国将继续坚持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更多地增加肉类、禽蛋、奶类、水产品、蔬菜、水果等食品的供给。同时，注意保护农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逐步建立符合中国资源特点的畜牧业生产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食草型、节粮型动物食品生产发展较快，耗粮较多的猪肉占肉类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９０％以上降到目前的７０％左右，牛羊禽肉的比重迅速提高。到２０００年，牛羊禽肉比重将再提高１０个百分点。在农区，主要利用农作物秸秆，养牛养羊；调整饲料结构，大力发展配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发展青绿饲料和南方水生饲料。在牧区，加强草地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利用，提高载畜能力，大规模进行草地改良和人工种草，发展饲草加工业，提高生产率。到２０００年，肉类总产量达到５８５０万吨，人均４５公斤，禽蛋总产量达到１７５０万吨，大体保持现有人均水平。

　　———加快开发利用浅海、滩涂和内陆水面。中国政府将继续坚持“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的方针，积极扩大内陆淡水养殖面积，进一步开发利用浅海滩涂，发展远洋捕捞。到２０００年，水产品总量达到３２００万吨，人均２５公斤。

　　———提高水果、蔬菜和木本食物供给水平。中国政府将采取措施，利用非耕地资源发展水果生产，支持农民利用房前屋后栽果、种菜，发展庭院经济。到２０００年水果产量达到６２００万吨，人均４８公斤。巩固完善大中城市蔬菜生产基地，鼓励农区通过间作套种等多熟制栽培措施，发展蔬菜生产，稳定提高蔬菜均衡供给水平和有效供给能力。中国将加快宜农荒山开发，调整林地结构，逐步增加木本食物生产。

　　实现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发展食物多样化生产，必须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加强农业资源管理，保护生态环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积极进行生态农业建设，寻求既能增产粮食等农产品，又能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综合治理小流域水土流失面积６７００多万公顷；建立了不

　　同类型、县乡村不同规模的生态农业试点２０００多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建设平原农田防护林网，治理水土流失；组织实施了“三北”（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中上游和沿海防护林等重大生态工程；在广大牧区采取退耕还牧，建设人工草场，防治沙漠化。这些措施对于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将继续加强生态农业建设，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小流域水土流失，防治土地荒漠化和草场退化，努力提高森林植被覆盖率。中国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继续保护和改善农业自然环境：重点控制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推广有利于防治工业污染的适用技术；积极发展农村新能源，努力减缓由于农村能源短缺造成的植被破坏和土质下降；加快水电建设，降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减轻酸雨和气候变暖对发展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

　　七、深化体制改革，创造粮食生产、流通的良好政策环境

　　近１０多年来，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流通体制，以及政府对粮食供求与价格波动的调控方式等，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政府将努力巩固和完善已有成果，并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

　　———坚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实行的基本经营制度，有效地促进了粮食等农产品生产的发展，保障了生产者的经营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早在１９８３年，中国政府就明确宣布：现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将长期坚持不变，农户向集体承包公有土地的经营期可以长达１５年。１９９３年，中国政府又作出规定：在农户原有的土地承包期到期后，可再延长３０年，在承包期内，农户对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可以在不改变使用方向的前提下实行自愿、有偿转让。中国政府将继续鼓励在乡村和小城镇发展

　　二、三产业，加快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促进具备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耕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增强发展粮食生产的动力。

　　———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１９８５年，中国政府取消了粮食统一收购制度。目前粮食收购主要有四种形式：国家定购、国家议购、粮食加工企业在批发市场上购买和农民在集市上销售。在粮食销售方面，１９９３年全国城镇相继取消了定量计划供应的销售制度。在前两年市场零售物价涨幅较大的情况下，各地政府都规定城镇居民可以在国有粮店中购买一定数量的低于市场价格的粮食，国有粮店正越来越明显地起着保障城镇低收入者基本生活的作用。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中国政府将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推进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一是尽快形成以市场定价为主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发育和健全粮食市场体系，将粮食的地区间计划调拨逐步改为产、销区通过市场流通来实现各地区的供求平衡。对城乡低收入居民的粮食消费，各地将采取定向补贴等政策。二是加快国有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经营分开的步伐，增强国有粮食流通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三是加快发展联结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引导和鼓励农民联合起来参与粮食流通。中国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粮食贸工农一体化经营，逐步建立以粮食为基础的高效农业体系，基本途径是，实行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复合发展，积极发展以种养业为原料的加工业和运销业，使粮食的生产、转化、加工和流通等环节紧密联结，多层次转化增值，提高粮食生产比较效益和农民收入，保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引导消费，减少浪费。中国政府将继续开展爱粮节粮宣传教育，并制定相应政策，促进在全社会形成“爱惜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的良好风尚。倡导文明、适度、节俭的消费方式，反对讲排场、摆阔气和铺张浪费，改革用餐方式，加强对餐饮业的管理。中国目前酒类构成中耗粮较多的烈性白酒比重过大，每年酿酒耗粮２０００多万吨。中国政府将采取措施，减少高度白酒的生产，降低白酒在酒类中的比重。

　　———加强对粮食市场的调控。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较为频繁的国家，年度间的粮食产量波动难以避免，对粮食市场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为加强对粮食生产者的保护和稳定粮食市场，中国政府在１９９０年就着手建立了粮食的最低保护价格制度和用于调节粮食市场供求与价格的专项粮食储备制度，１９９４年又建立了中央和省两级粮食市场风险基金制度。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些制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后将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保持合理的粮食储备量，充实粮食市场风险基金，增强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吞吐调节能力。

　　适时、适度利用国际粮食市场，通过进出口贸易调节国内的粮食供求关系，也是稳定粮食市场所必需的。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市场粮食价格已逐步接近于国际市场粮价。为了保护农民的基本利益，中国政府将按照国际惯例，实行粮食进口关税政策。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方就有人预言中国政府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历史早已宣告此类预言的彻底破产。未来几十年，中国虽然面临耕地少、人口多、粮食需求压力大的现实，但也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有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和办法，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生产积极性，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实践将会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民不仅能养活自己，而且还将使自己的生活质量一年比一年提高。中国不但不会对世界粮食安全构成威胁，还将为世界粮食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篇五：最近报告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解决物质温饱的时代过去了，到了亟需解决精神温饱的当口

　　摘要

　　精神消费的匮乏使人们纵然衣食无忧，却不知道内心的“温饱”在哪里。背后折射了物质和精神的消费时代正在切换，人们需要的精神消费是有品位、有层次的精神追求。

　　焦虑覆盖各个群体

　　近年来，中国人大有和焦虑划等号之势。

　　据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估计，中国约有5000万名以上的焦虑症患者。

　　《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调查发现，超六成人认为自己的焦虑程度较深；88.9%的人认同“全民焦虑”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通病。

　　究其根本，这种焦虑来自于内心精神世界的无所依存、无所寄托。这在社会各群体身上均有所表现：

　　年轻人越来越“丧”。

　　“老气横秋”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自我画像，拽着“身体被掏空”、“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的颓丧，畅饮着丧味的毒鸡汤。例如日本的“一想到第二天要上班，整个人都不好了”的“海螺小姐综合征”、感叹自己人生悲惨的“心之谷综合征”等，其高发人群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精神世界的空虚使得越来越难在年轻人身上看到朝

　　气和锐气。

　　步入中年的中产群体心态的焦灼和尴尬自不必说。

　　人到中年，青春不复，既有的一切令人厌倦，衰老与迟暮的恐惧又挥之不去，更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而关于房价、教育、医疗、养老等生存成本又太昂贵。去年，一位上海退休老教授写的《牛蛙之殇》刷爆朋友圈，直击中产家庭的经济焦虑、攀比焦虑和教育焦虑。一些中产阶级沉迷于成功学，或是不断以知识付费等方式进行“心灵按摩”等现象便是其寻找精神依托的体现。

　　相比于青年和中年，老年人则更容易陷入精神匮乏的深渊。

　　老年人退休后，由社会角色转为家庭角色的落差不可避免地引起失落感。例如动辄“搞事情”、“上头条”的中国大妈，她们退休在家、吃穿不愁，但精神需求被忽略。归属感无处落脚，同时又远离社会主流信息，中国大妈们防备心不足，往往使得各种形式的促销、骗子甚至邪教乘虚而入。

　　物质温饱解决了，精神温饱却不知何处安放

　　这种集体性的精神匮乏症状使我们虽然已经解决了衣食温饱，却不知道内心的“温饱”在哪里，这背后恰恰折射了中国正从物质消费时代进入到精神消费时代。

　　2013-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的生存型消费比例由2013年的40%下降到2016年的38%，而娱乐、文化、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占比则由38%上升到40%。

　　美国经济学界对世界人群生活消费行为变化的研究也证实全球正在从“物质消费”进入“精神消费”时代。

　　然而，人们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精神饥渴越来越凸显。原因在于：非宗教国家的国情决定了绝大多数人难以将宗教信仰作为精神寄托。通过对世俗价值的贬抑和对神圣价值的推崇，宗教信仰可以起到心理调节的作用。而与美国90%以上的人相信“上帝的存在”相比，中国显然是一个非宗教国家，这也直接导致了人们难以从宗教信仰上寻找精神寄托和抚慰。

　　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变化又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抚。

　　中国用30多年就走了发达国家百年来走的路，顶在了全世界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变化的杠头上，贫富差距、阶层矛盾等问题一触即发，整个社会范围内也就出现了全面的焦虑。

　　曾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

　　更何况，互联网时代，孤独与焦虑被成倍放大。一个在现实中精神孤独、无所寄托的人，也有可能在社交媒体获得数百甚至上万人的关注和互动。但网络的热闹愈发反衬出现实中精神世界的空洞，加剧孤独与焦虑。而社交媒体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已经基本统治了人们的生活。有数据显示，超过20%的人每天查看微信50次以上。同样，某些娱乐事件造成的“全民狂欢”，背后影射出的也是精神文化的缺失。

　　缺乏满足时代需求的精神消费产品

　　的供应却“鞭长不及马腹”。

　　一方面，国内精神文化食粮相对不足。

　　然而，与精神消费时代滚滚而来的需求不相匹配的是，精神消费与各群体广泛的精神需求相比，国内精神文化作品的生产力仍显不足。更何况，如今的文化发展看似繁荣，但大多数作品夸张华丽的外表难掩其苍白的灵魂，大IP、小鲜肉成为市场追捧的主流，一些媚俗煽情的格调，恰恰暴露出精神、思想的贫乏。以物欲利益为核心的文化创造动机占领主要地位，背弃了文化的精神价值，导致文化产品成为浮躁市场的附庸。

　　另一方面，引进文化作品水土不服。

　　例如曾备受追捧的台湾“小清新”文化，在上世纪**十年代曾经在大陆大行其道，彼时，大陆经历过动荡之后刚刚稳定下来，台湾文化中的“不变”、“永恒”等特征恰好击中大陆人们渴望安定与平和的心。而此时，台湾近十年接近于原地踏步，大陆形势则呈现出蓬勃向上之景象。正如白居易所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曾经的“小清新”无法再戳中新形势下人们的精神痛点，很难引起精神共鸣。

　　普通百姓的精神消费需求尚无处落脚，精神奢侈品则更为稀缺。

　　据统计，2016年，中国人全球奢侈品消费额达到1204亿美元，也就是说，过去的一年，中国人买走了全球近一半的奢侈品。

　　然而，华丽的数据无法掩盖中国人奢侈品消费还停留在炫耀个人身份地位上的现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对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做

　　出如此评价：“中国人往往去消费自己根本不认识和不了解的产品，完全以别人的价值判断作为依据，什么贵就买什么。”

　　但是，昂贵的包带不来优雅的气质，华丽的衣物充实不了荒芜的心灵。在消费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奢侈品也被重新定义。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评选出的世界十大奢侈品，包括自由、喜悦与充满爱的心；走遍天下的气魄；安稳而平和的睡眠等。可以看出，这些奢侈品跟物质并无太大的关系，精神上的奢侈品是人类更高端的奢侈品。对精神奢侈品的渴望和对高级别享受的追求使这十大奢侈品标准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冰冷的物质标准不再是唯一的价值取向，丰富的精神世界需要更多心血的温度。

　　感官刺激无法丰盈精神家园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已有一些精神刺激类消费品剑走偏锋、应运

　　而生。正常人的精神生活中总有企图改变平静、寻找刺激的一面。这种需求从某个角度讲，有一种原始野蛮性，缺乏理性成分，这是一切黄色、武打、猎奇等作品产生的基础。在这些能够带来精神刺激的消费品中，最火爆的莫过于游戏。就拿国民游戏“王者荣耀”来说：2亿下载量、30亿月流水、日活跃用户超8000万……发展速度与规模皆

　　令人咂舌。

　　尽管监管日益趋严，直播也依然热度不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6月，7.1亿网民中有3.25亿看过直播。

　　直播的偶然性、未知性和猎奇性使观看者欲罢不能，将大把的时间、精力耗费在此。此外，综艺节目也呈井喷式发展，喜剧类、文化类、真人秀等竞相上线。据统计，2016年各省级卫视共有400多档综艺节目，这些节目大多以取乐、刺激为主，为博观众一笑而挖空心思。也无怪乎广电总局指出“观众是笑了，但笑得太廉价”。

　　此类精神刺激虽然能够提供一时的“心灵港湾”，但其满足的只是感官上的需求，精神的空虚并没有被真正击溃，反而成了隐藏在更深处的焦虑。

　　显然，精神刺激类的产品难以丰盈人们的精神家园，人们更需要的是有品位、有层次的精神追求。

篇六：最近报告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摘要：共同富裕理论如同一条红线，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贯穿起来，一脉相承，最终得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高度一致的结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经典论述；本质属性；完整内涵

　　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就曾高度概括过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论”，将“实现共同富裕”明确界定为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的经济目标。

　　今天的中国，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变革，在给国家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根本性的、群体性的矛盾日渐凸现，表明当代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矛盾多发的时期，普惠性的改革已经让位于利益分配的改革。其中，贫富差距问题和分配机制不合理的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和尖锐。

　　一、“共同富裕”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

　　创造和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一切善良的人们的美好愿望，更是一切有识之士和进步力量不懈追求的目标。人们憧憬在这种“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里，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到人类改造自然后创造出来的共有的充盈和富足；人人享有机会上的平等和经济地位上的尊严，个人的存在需要、关系需要和发展需要均得到充分的满足，人与人之间少一些由于私欲和个人占有带来的尔虞我诈，多一些彼此关爱和温馨；人们不再需要为衣食温饱等较为低级的存在需要而奔劳，可以在充裕的物质基础的支持下为人的全面发展多作考虑。

　　然而，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多数人由于财富创造能力的不足而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只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梦想。

　　当人类社会进入了生产力逐步发展提高的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制度主张的是私有制“至高无上”的天条和制约于社会体制的质的规定性，必然导致类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资本家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无产阶级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1］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其他一切阶级社会形态的前提

　　下，社会制度造就要么是“共同贫困”，要么是少数人占有社会绝大多数财富事实的社会的必然，因而“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和追求是根本不可能在这些制度下实现的。这种“不可能性”首先缘于社会制度“质”的规定性；其次，是在此“质”的规定性指导下国家公共权力对收入分配干预意识和能力的制度的局限性。

　　而源自英国人莫尔1516年构想的“经济空前繁荣、财产社会共享、人人参与劳动和按需分配”的乌托邦开创了人类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空想社会主义”时代。经过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不断补充和完善，空想社会主义使世界各国民众朦胧地看到了在一个美好的社会制度中实现世代所期望的“共同富裕”的希望曙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空想社会主义仅仅将这些美好的构想停留在寄希望于人们自觉地唤醒内心“理性”的基础上，凭空幻想建立一个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社会，因而，“共同富裕”的追求在空想社会主义这里必然只能成为永驻善良人们脑海中的一幅永远无法兑现的海市蜃楼。

　　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

　　科学社会主义经过理论和实践两次飞跃后，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的剖析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存在的不可调和矛盾的关系中真正找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途经，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并进一步变成了现实和多国实践。同时，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共同富

　　裕”的最终实现终于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

　　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使千百年来绝大多数民众对“共同富裕”的美好憧憬和不懈追求变得越来越明朗和清晰了。

　　（一）社会主义革命导师的早期的理论研究和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对社会主义的公正问题的认真研究，其形成的基本共识是：未来的社会要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消灭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公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与基本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民众基础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预言未来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这就是人们追求未来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动力。

　　列宁也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配和生活问题作出以下论述：“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的劳动者过上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3］

　　（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的研究与认识

　　毛泽东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初的1955年，最早就使用了“共同富裕”的说法。他说：“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他还强调指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4］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有把握”，是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来阐述的。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时期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坚持和继承马列主义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提炼，更加简洁明确地作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新概括，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5］他还告诫人们：“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5］

　　此外，邓小平还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层次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

　　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5］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5］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5］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5］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了在分配制度改革问题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认识；在政府调节职能的问题上提出了“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认识。他还指出：“理顺分配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任务，目前分配领域存在突出的问题，一是国民收入过分向个人倾斜，国家所得太少；二是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产生新的分配不公；三是分配秩序混乱，甚至有些单位失去控制。”“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要区分不同情况，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6］“三个代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彻底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本质追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和任务：“我国现阶段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全面促进人的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享用的理念”；胡锦涛总书记还提出了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上做到公平与效率兼顾，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同时还应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使中等收入者占到多数，创造机会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品，缩小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差距，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三）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新诠释和新实践

　　温家宝同志在2011年指出：促进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维持社会和谐的首要任务便是要解决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所出现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围绕坚持开放、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思想，促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合理有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在“十二五”规划期间要着力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并且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及经济发展的方向从过去的规划所追求“国强”向当前计划规划的“民富”转变。“十二五”规划中“民富”的目标和任务，是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科学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区域差距的具体体现。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包容性增长”最早是亚行在2007年8月的一次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的概念。按照亚行的解释，“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要素：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等。

　　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理念的认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应该从“国富”转向“民富”的新执政理念，我们将着力促进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这样更加有利于推动中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与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是将这两个理念和目标更加具体化的表述。

　　在“包容性增长”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理由期待公正的收入分

　　配制度能尽快构建并化为现实。真正解决干多挣少、利益不均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近几年来，这样的议题不仅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共识，且已成为公共政策改革的重点。

　　结合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包容性增长”是要加强社会建设，促进就业，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社会各面缩小贫富差距带来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贯彻“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具体目标在于，各级政府要履行好责任，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提高劳动者的能力水平，让更多的群众收入提高。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施充分就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包容性增长”

　　同时也是提高人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办法。“包容性增长”理念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旨向，体现出更加关注民权民生的新型发展理念，更能满足民众权利发展的制度公平诉求。创构社会的经济共荣、和谐共生和成果共享。

　　三、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富裕”

　　内涵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既然科学社会主义立说之基和所有的马列主义导师和革命领袖们都将“共同富裕”认同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追求目标，并且为今天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中国

　　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在为此努力奋斗，那么，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科学而准确地界定“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本文认为，这个内涵和特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富裕”是首要前提和必要条件，也是一个“量”的标准

　　社会主义之所以最终要代替资本主义，其主要理由是社会主义能够解脱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最终让新型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全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地充盈，人民生活无论是在“质”或是在“量”上都能比过去任何时代有极大的提高。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性、优越性及与其他任何形态社会制度的区别性之所在。“富裕”是指人民已摆脱了温饱需求的初级状态，进入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人民生活水平无论是横向纵向比较均更为优越，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社会总财富十分充裕，国家综合实力空前强盛的状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的那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真正做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扩张社会财富的总量，这样，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共同”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富裕的“质”的规定性

　　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关系较封建社会的进步性而能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快速发展，也会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而实现富裕。然而，这种富裕是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聚敛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富裕”。因其将市场机制作为绝对的主导机制而必然

　　导致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现象不可避免，且还会不断延伸，其结果必然导致绝大多数人相比较而言的相对贫困和极大的社会不满情绪。当两极分化和社会不满由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社会承受”临界点”时，必然会引发质变，人民会以“革命性”的手段终结这种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的状态，以寻求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方式最终促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过程是一个“自觉”的过程

　　列宁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的劳动者过上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5］

　　毛泽东同志也讲过：“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4］这种“有把握”的承担主体及我们前面谈到的“兼顾公平”的调控主体必然地和唯一地须由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来担当。当社会财富的拥有差距和收入差距加大到危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甚至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之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就理所应当地站出来运用一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来加以协调和控制。

　　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强政府”，社会主义的一切国家机器都应在促成“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作用上发挥各

　　自的机能，一切调控都是应有前瞻性、方向性、计划性和目的性的事前调控。否则，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质的差异及优越性的所在，更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首先要明确的是，共同富裕并不等于社会财富绝对的平均，而且它也有其阶段的、地区的、行为主体的发展的局部不平衡性。

　　现代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的研究表明，“公平与效率”永远是处在一种相悖的自然状态。一个社会寄希望于财富占有均等、收入水平相当，那么这个社会就将失去创造财富、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对个人财富的不懈追求是商品社会得以繁荣发展永恒的动力”这一社会经济规律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市场机制自身无法克服的这一局限将永无止境地拉大利益主体之间收入及财富的差距，阻碍社会公平的实现。财富积累的自然化差距将可能从量变引发质变，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来寻求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方式。因此，“效率和公平”这两个目标就必须由两个以上的操控主体和方法来进行分别的操控，以实现其相对稳定的均衡态势，促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今天我们倡导用“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来左右微观效率，并将其置于优先地位；用“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兼顾社会公平。而社会生产力不均衡性，区域资源分布、社会文化的

　　发育程度等等各方面客观存在历史、自然、人文的差异性，因此，各经济利益主体的财富拥有和收入水平必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或不同类型行业之间是存在量上的差异的。也就是说，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由此可见，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一个由执政党主导的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

　　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已经指出：尤其对于我国而言，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目标是要达到共同富裕。然而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不会自动实现。世界历史证明了实现国家在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必须首先达到社会进步，社会和谐。因此，通过市场经济之路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和目标。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同，其在立说之初和实践之时，始终将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富裕置于全体社会成员均能享有的“共同”的平台之上，即追求一种“大同”目标，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富裕在短时期内，局部区域内出现的暂时不平衡性的矛盾也是“良性”的和在制度范围内可以自觉调控、最终解决的，这一特点是由社会制度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富裕，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四、结语

　　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实质，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各个主体以及他们所归属的国家如何分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的问题。它既体现了人们对新增财富的贡献情况和获取权力，也充分体现了主权国家和执政党在分享新增社会财富问题上的态度和追求。作为以“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为指针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以追求“和谐社会”与“包容性增长”的国家政府而言，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应该、必须、也能够有所作为，最终带领全中国人民奔向马列主义导师和革命领袖们都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江泽民.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十一届四次会议全国两会工作报告［r］.2011-3-4.

篇七：最近报告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我国农村返贫现状与问题透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我国的农村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降低到2006年的2148万人。随着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特别是农村返贫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扶贫开发中的重要难题之一。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农村返贫问题，对巩固我国扶贫开发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农村返贫；特征；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返贫是一个世界性的、各国都在长期致力解决的难题。我国农村的返贫问题，与世界各国返贫现象有共同之处，如返贫往往发生在自然灾害的年份，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返贫农民往往自身素质不高，贫困发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及设施薄弱等；因国情不同，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环境不同，我国农村的返贫问题也有自己的特点。

　　一、当前我国农村返贫现状与特征

　　我国经过大规模扶贫开发，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以后，农村经济运行环境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我国农村返贫呈现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返贫现象呈现明显的地域性。我国地域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分布极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虽有返贫现象，但也仅仅是个别农户的问题。而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低、原先贫困面积较大的中西部连片地带是我国农村返贫的集中发生地区。据有关调查研究表明，尽管在总体上我国无论是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还是贫困面积小的零星插

　　花地带都有返贫现象。但从地域上来看，返贫的分布却是不均匀的。返贫程度深、返贫率高的地区往往出现在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而贫困面小的东部地区的返贫率相对要低许多。比如，贫困面大的西南、西北地区的返贫率高达20％以上；西北有个别省份甚至出现过返贫人口超过脱贫人口的情况。老少边穷地区返贫率高。老少边穷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一遇灾害就容易造成大面积的返贫。近年来，由于未脱贫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欠发达、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脱贫人口数量停滞不前的状况依然难以改善，即使是我国农村扶贫形势出现重大转机，脱贫人口数量创五年来最高的200年，脱贫人口也仅有300万，返贫率仍在10％左右。

　　第二，返贫现象的严重性。虽然中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国的返贫现象仍十分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各地返贫率平均达到15％左右，而有的统计则认为中国目前返贫率为15％~20％，甚至达到20％～30％。例如，世界银行“秦巴”扶贫项目中，1998－1999年的脱贫农户比重为8％，返贫农户却高达11．5％。西南、西北的一些地区更高达20％以上。有些地方脱贫农民的返贫率高达50％以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首次出现反弹。来自扶贫办的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多数省份的贫困人口均有减少，但以下省份却有所增加，黑龙江省3万，陕西省3７万，安徽省66万，河南省53万。省返贫人口数量超过了200万人。此消彼长，新增80万人。

　　第五，农村返贫原因的不均衡性。它不仅反映在地区之间返贫发生率不均衡，而且主要表现在发生返贫的时期上，各个年份也不尽相同。返贫的反复性、不均衡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于导致返贫因素的多样

　　性造成的。从我国农户返贫的原因看，有的是因灾返贫，有的是因病返贫，有的是因子女教育费用迅猛上升返贫，有的是结婚大操大办返贫，有的是因生态恶化返贫，有的是因扶贫项目效益短期化返贫，有的是因市场风险返贫，有的是因乱集资、乱收费返贫，有的是因聚赌而返贫等等。这些导致返贫的因素，虽然对不同农户返贫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所导致的结果大体是相同的——重新返贫。

　　二、当前我国农村返贫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政府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扶贫对策本身及其具体实施的种种不足，例如，目前的“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的“限期脱贫”、“快速催肥式”的“短期脱贫”、“只输血不造血”的“项目扶贫”等都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返贫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问题。

　　为确保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各地县乃至乡村都制订了年度脱贫计划，即要求一个县每年要有多少个乡、多少个村、多少人解决温饱，一年要有几个县实现整体脱贫，这种“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对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当然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免不了浮夸和弄虚作假。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扶贫时热衷于在公路旁搞集中连片的示范工程，也就是面子工程。由于这些样板工程都是投入大量资金建成的，其他贫困地区难以从中借鉴。一些地方在扶贫问题上搞数字游戏，对上争取资金时，就把贫困人口数增大；而当谈及政绩时，又瞒报贫困人口。这些来自基层的数字是上级党组织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数字游戏使一些决策一出台就脱离了实际。“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问题导致扶贫统计工作严重失真，影响扶贫工作的决策和规划。

　　第二，政府短期行为问题。

　　政府短期行为严重，“快速催肥式”扶贫导致脱贫基础不牢固，扶贫政策缺乏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进行扶贫攻坚，在一些地区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寻找“短、平、快”的项目。［７］这种做法立竿见影，短期内贫困者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扶持下也许一时跃到贫困线之上，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贫困者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习惯于消极的救济，常把扶贫当作行政任务，当作施舍与救济，认为给物给钱就完事，过分注重短期内脱贫的人数，忽视了扶贫质量，从而使扶贫缺乏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实践证明，这样的扶贫治标不治本，很难持续发展。所以贫困者总是徘徊在贫困的边缘，一遇天灾人祸，就会再次陷入困境。

　　第三，重视物质投入，忽视精神脱贫。

　　我国政府利用行政体系推动的扶贫方式对经济、物质投入比较重视，而对贫困人口精神、思想观念、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扶持却非常少。由于贫困者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特定的思维模式，以及特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例如，“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等，这些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阻碍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而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这种文化。“伸手要钱要物，安于现状与清贫，不能苦干，但愿苦熬，坐以待援，温饱即安”等观念构成了贫困农村的“败血”机制的主体部分，如果不转变这些价值观念，贫困文化就不可能消除，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穷，一遇外在环境变化就很容易返贫。

　　第四，贫困者并非真正的脱贫主体。

　　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户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未能让贫困户、贫困地区真正成为扶贫、脱贫的主体。然而，反贫困中的政府主导行为，常常使贫困者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产生依赖。由于扶贫工程大多被当作政绩来完成，没有充分考虑是否符合贫困者的实际情况，在扶贫过程中也没有把贫困者当成脱贫的主体，而是把他们当作脱贫的工具，所以，在贫困者看来，反贫困就是政府的事，而与自己无关，政府给钱就要，政府让干就干，项目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没有自己的事，并且越贫困，自我发展能力越弱，政府投入就越大，由此形成了“等、靠、要”的思维模式，出现了贫困者与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博弈。一旦政府投入减少或不能持续投入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会重新步入贫困。

　　第五，农村扶贫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国家虽然每年向贫困地区注入大量资金，但在资金投入结构上往往是农业占较大的比重，用于教育、医疗、卫生、保障等方面的资金较少。在农业投资结构中，种植业投资偏多；与农业生产关系不大的一些项目投入过重。这种“项目扶贫”只注重“输血”而不注重“造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由于脱贫农民的素质没有得到有效提高，同时缺乏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保障，使那些脱贫农民很容易因疾病而返贫。

篇八：最近报告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

　　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经济结构发生深

　　刻变化，从落后的农业国演进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从温饱不足的贫穷国家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社会，城镇化稳步推

　　进，东中西协调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共生共荣，经

　　济社会发展快速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实现了由农业为主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产业基础十分薄弱，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0.5，农业吸纳了83.5的就业人口。之后，按照当时环境和现实需要，我国主要实行“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同时配以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促进了工业积累。1978年，农业增加值比重降至27.7，就业比重降至70.5。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得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生产力迅速解放和发展，产业结构深刻调整。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

　　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

　　新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三次产业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2018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7.2、40.7、52.2;就业比重分别为26.1、27.6、46.3，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比1952年上升23.5和37.2个百分点。

　　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以粮为纲的传统农业转变为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较为单一，种植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1952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高达85.9，林、牧、渔业比重分别只有1.6、11.2、1.3。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体制等多方面改革逐步实施，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农业生产逐步多元化。1990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下降至64.7，林、牧、渔业比重分别上升至4.3、25.7、5.4。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持续完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农业基础更加巩固，农业现代化水平逐渐提高，农业结构调整优化。2018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下

　　降至54.1，林、牧、渔业比重分别提高至4.8、25.3、10.7。

　　工业体系更加齐全，工业生产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新

　　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技术水平落后，仅能制造一般吃穿用等生活用品，基本处于手工作业和简单制造状况。建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重大政

　　策和专项规划，工业规模由小变大，技术水平由低转高，实

　　现了从产品单一向门类齐全的变化，“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逐渐增强。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

　　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全门类的产业配套为工业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航空航天、电子通信、医疗仪器、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高铁、核电等重大装备竞争力居世界前列。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9，比1995年提高6.9个百分点。

　　服务业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方兴未艾。改革开放前，服务业主要是一般生活服务业，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比重较高。1952年，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35.9和14.9。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大量服务职能从公共部门分

　　离出来，同时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带动服务业多元化发展。2010年，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下降至19.7和10.3，金融业

　　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上升为14.1和12.9。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子商务、数据消费、现代供应链、互联网金融等新技术新模式日新月异，服务业成为创新创业的热点。2018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升至5.2和6.9;全

　　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70198亿元，比上年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18.4;销售方式的变化带动快递业务迅猛发展，2018年完成快递业务量507亿件，比上年增长26.6。

　　二、需求结构持续改善，实现了由需求疲弱向三驾马车协同发力的转变

　　建国初期，居民消费受限，投资资金匮乏，经济增长主

　　要依靠一般消费拉动，1952年，最终消费率高达78.9，资本形成率为22.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负。之后，“先治坡、后治窝”，投资明显加快，消费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均快速增长，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

　　来，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0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达到顶峰，为8.6;2011年，资本形成率达到顶峰，为48.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着力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需求结构逐步合理化。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4.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6.2;资本形成率为44.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2.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8.6。

　　消费升级态势明显。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主

　　要用于解决温饱。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

　　57.5和67.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2010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

　　别下降至35.7和41.1。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向全面小康大步迈进。201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至27.7和30.1;全国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

　　拥

　　有量为33.0辆，比2013年增长95.3;每百户助力车拥有

　　量为59.2辆，增长49.9;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为249.1

　　部，增长22.6;每百户空调拥有量为109.3台，增长55.3;

　　每百户排油烟机拥有量为56.4台，增长32.7;每百户热水

　　器拥有量为85.0台，增长32.4。

　　投资结构不断改善。改革开放前，由于资金和物资匮乏等原因，有限的投资主要用于重点建设工程和重工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关键性作用持续显现，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产生积极影响。2010年，第三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达56.5。党的十八大以来，短板领域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2018年，第三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为59.0;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全部制

　　造业投资比重为17.5，比2014年提高6.9个百分点;民间

　　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62.0，比2012年提高

　　0.6个百分点。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出口商品总

　　额中初级产品占80以上，进口商品主要是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1978年，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比重仍高达53.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贸易结构发生根本

　　性转变。2018年，出口商品总额中初级产品比重下降到5.4，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到94.6。贸易方式经历了从一般贸易为主向加工贸易为主，再向一般贸易为主的转变。加工贸易比重从1981年的6上升至1998年的53.4，2018年又降至

　　27.4。一般贸易比重从1981年的93.5降至2014年的

　　53.8，2018年上升至57.8。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取得积极成效，自贸区建设从无到有，与世

　　界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往来更为紧密。2018年，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达12个，贸易伙伴达200多个，对东盟国家货物进出口占全部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2.7，比2012年提高2.4个百分点。

　　三、区域结构更加协调，新的增长极增长带不断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为改变工业偏集于沿海的局面，我国区域政策强调平衡发展，着重解决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问题。“一五”时期确立了有计划地、均衡地布局工业的指导方针，提出“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地改变这种不合理，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三线”建设时期，采取“靠山、分散、隐蔽”

　　的工业布局原则，为内地工业化和区域差距的缩小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后，实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区域政策强调效率优先，以特区为代表的沿海地区迅猛发展。1999年以来，区域政策再次强调

　　平衡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逐步形成，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区域发展差距趋于缩小。建国7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总的来看，当前区域发展差距明显小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时也比世纪之交明显缩小。2018年，全国各省(区、市)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比值为4.5，而1952年为8.1，2000年为10.8;2018年，全国各省(区、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异系数为0.439，而1952年为0.581，2000年为0.68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2012—2018年，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年均增长8.2和8.5，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

　　年均增长7.2和6.1。

　　产业布局更加平衡。随着工业化建设的推进，我国各地

　　区形成了各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工业布局逐渐优化。1952年，我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北，两板块工业增加值占

　　全国的73.8，中部和西部比重分别只有12.6和13.6;工

　　业规模最大的上海和辽宁两地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30.4。

　　2018年，中部和西部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提升至

　　22.5和17.8;工业规模最大的两地区变为广东和江苏，两

　　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23.4，明显小于1952年最大两地区的占比，工业区域集中度明显下降。

　　四、城乡统筹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新格局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差距很大，城镇化发展缓慢，城乡处于分割状态。改革开放后，户籍束缚逐渐松绑，城镇化开始加速，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市场界限被打破，带动城乡差距大幅度缩小，一些地区率先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城乡结构进一步优化。

　　城乡发展差距逐渐缩小。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不仅有力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也有效扩展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减轻了农村和农业的人口压力。同时，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三农”投入力度逐渐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逐步形成。2018年末农村公路里程达404

　　万公里，是1978年的6.9倍，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

　　98。2008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持续缩小，2018年为2.69，比2007年缩小0.46。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前，我国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1949年，我国城镇人口仅为5765万人，城镇化率为10.64，1978年也只有17.92，近

　　30年的时间内仅提高7.28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1978—2018年，城镇常住人口从

　　1.7

　　亿人增加到8.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9.58，提高41.66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72个，建

　　制镇数量从2176个增加到21297个。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全面落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速。2012—2018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35.33提高到43.37，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由17.24个百分点缩小到

　　16.21

　　个百分点，缩小1.03个百分点。

　　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发展格局初步形成。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镇布局结构不断优化，集聚效应明显增强，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哈长、北部湾等城市群，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部分城市群已经具备强大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城市群内部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增强，城市间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速一体化，产业分工效率持续提高，人才流动、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等多方面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空间载体。

　　五、所有制结构合理调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持续巩固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形成。改革开放前，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随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所有制理论认识逐步加深，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

　　断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支持民营经济，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多

　　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

　　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经过“放权让利”“抓大放小”“公司制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和战略调整，国有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但企业实力进一步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持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国企改革红利逐渐释放。201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仅占4.9，但主营业

　　务收入占26.8，利润总额占28.0。2018年《财富》世界

　　500强企业中，中国120家企业上榜，其中中央企业48家，3家中央企业排名前十，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占我国全部上榜

　　企业营业收入的49.1，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着

　　中流砥柱的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民营经济比重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企业基本上均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

　　制，几乎不存在民营经济，1978年公有制经济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00。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在促进增长、稳定就业、增强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末，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达

　　22.1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58.3;主营业务收入为30.6万亿元，占比达30.0。目前，我国民营企业超过2500万户，对税收贡献超过50;民营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民营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0;民营企业城镇就业超过

　　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达到了90，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六、收入分配兼顾公平和效率，实现由平均分配向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居民收入平均化特

　　征十分明显，“吃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广大劳动群众生产积极性没有得到有效释放。改革开放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大幅调整，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兼顾了效率与公平，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

　　思想，在注重提高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将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结构进一步优化。

　　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单一，城镇居民依靠工资，农村居民依靠工分。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职工工资及得自单位的其他收入合计占城镇居

　　民收入的比重为93.8;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66.3来源于集体统一经营。改革开放后，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居民收入来源发生显著变化，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下

　　降，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上升。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降至71.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升至30.8。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财产净收入成为城镇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来

　　源。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净收入占比为

　　10.3，比2013年提高0.6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占比为

　　60.6，下降2.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41.0，比2013年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经营净收入4.4个百分点。

　　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3—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3，快于人均GDP实际增速0.8个百分点。2016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为62.1，比2011年提高1.3个百分

　　点;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为52.2，提高4.7个百分点。

　　脱贫攻坚成效突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地区普遍贫困，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

　　率约为97.5，农村贫困人口规模达7.7亿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10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7.2，贫困人口降至1.7亿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打响脱贫攻坚战，历经数载砥砺，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迈出了坚实步伐，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201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7，贫困人口降至1660万人，均降至2010年的十分之一左右。

　　总之，70年来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70年来致力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下一步，要按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顺应经济发展大势，加快技术创新，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篇九：最近报告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减贫的成就及挑战

　　一．

　　历史创举：贫困人口数字从2.5亿到2900万

　　贫困，一个深深困扰全人类发展的毒瘤和顽症，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包袱，也是在21世纪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挑战。贫困是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是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要在这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的最需急待解决的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发展的顺利进行，而且破坏着发展所依赖的社会和资源环境基础。在追求可持续的发展中，我们应牢牢抓住胡锦涛同志提出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千方百计地将贫困问题彻底解决，努力争取在短时间内把综合国力迅速搞上去并实现我国全面小康。只有把贫困解决了，社会才会和谐稳定，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地增长，并为解决诸如贫富悬殊、人口增长和环境等问题提供必要的资金与技术。

　　1978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多达2.5亿，占到了当时全国人口的1/3。但改革开放后短短26年间，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创造了奇迹。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到2900万，贫困发生率从30％降至3％。改革开放26年来，由于中国减贫的历史性成就，扭转了过去50多年来世界贫困人口一直上升的趋势，使得世界贫困人口首次呈下降趋势。在国际人口与发展论坛“消除贫困”专题讨论中，来自联合国、南南合作伙伴组织及印度、肯尼亚等国的代表，都对中国扶贫减贫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二．

　　减贫经验：

　　经济高增长，城市化及大规模的扶贫开发计划

　　1．成功的因素及未来

　　“消除贫困”专题论坛主旨发言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所所长胡鞍钢博士认为，中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入是减贫的主要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在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９％以上的增长速度。经过２５年增长，中国的ＧＤＰ已经升到了２００３年超过１１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相当于同期全球的5.4倍，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高增长率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新记录。这个记录在世界经济中是罕见的。按照亚洲等后起国家经济起飞的经验观测，不少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至少还会以此速度再高速增长３５年以上。从减贫角度看，持续的、稳定的经济高增长是减少贫困人口的充实的基础条件。

　　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带来城市化、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为贫困地区人口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因此而推动着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去年城镇人口比重提高到四成以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并已成长为新的“世界工厂”，由此极大推动了就业与减贫。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持久的和富有成效的扶贫开发计划，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第一阶段自1978年开始的体制改革后十年到1985年，贫困人口从２．５亿人减少到１．２５亿人；第二阶段从１９８６到１９９３年，我国开始起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包括：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确定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制订专门的优惠政策，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等，这标志着有计划、有组织和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在全国范围内的启动，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第三阶段从１９９４到２０００年，以１９９４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公布实施为标志，我国的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计划明确提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７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第四阶段从２００１到２０１０年，进入２１世纪，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发展到新的阶段。

　　２００１年５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这是继“八七计划”之后又一个指导全国扶贫开发的纲领性文件。《纲要》的序言中写到：“缓解和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而尽快解决极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则是新世纪前十年我国扶贫事业总的奋斗目标。

　　自从第二阶段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以来，中央各项扶贫资金从10亿元一路飚升至2003年的300多亿元，累计逾千亿元人民币。在国家支持政策及经济补助下中国贫困地区加速了人口转型，也同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使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成为可能。

　　2．我国扶贫思路历程：从“救济”到“开发”

　　20多年来改革开放探索，我国扶贫的思路经历了从“救济”到“开发”扶贫的根本上的改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扶贫主要以救济形式的对老、少、边、穷地区，每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大量资金救济。但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专家们了解到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从对贫困地区的单纯“救济”是绝对行不通的，要彻底解决此问题“开发”扶贫才是关键！

　　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开发式扶贫”的新思路。开发式扶贫，顾名思义即开发生产力，具体可通过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开发本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建立健全扶贫监督体制，因而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和生存的能力。

　　以下是我对我国贫困问题的一些分析及建议。

　　三．

　　贫困的根源

　　1．

　　农村落后地区教育的严重短缺

　　目前我国在义务教育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广大农村与不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费严重短缺；各个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偏远贫困地区的教育状况更为糟糕，适龄儿童就学后的巩固率较低，学生中途退学现象严重，教师队伍的状况也不理想，存在着严重的教育瘫痪现象。学费的迅速攀升也使得一些贫困家庭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当今农村小学教育正面临着这些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大量文盲人口的继续存在肯定不利于这些落后地区摆脱贫困，形成教育落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

　　2．贫困地区的生育问题

　　地区之间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很不平衡。一些基础较好的地区，生育率已降到较低水平。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工作难度还很大，早婚早育、计划外生育还不少。这些地区计划生育基层网络还不健全，服务设施和技术人员缺乏，控制人口的能力较弱。

　　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是推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难点，是扶贫开发的重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我国西部地区虽然地域辽阔，但自然条件恶劣，社会经济发展滞后，水资源严重短缺，生态环境脆弱，这些地方的人口总量已经接近或超过了资源、环境和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同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社会保障能力差，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偏高，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许多人仍然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于多生孩子、生男孩子，致使部分家庭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困境。

　　3．现行扶贫机制上之不足

　　首先是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贫困救助功能减弱。这主要表现在，随着农村经营体制的变化，家庭成为在包括农村贫困救助在内的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独立主体性越来越强，而农村集体的社会功能却逐步淡化和削弱。如过去完整的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农村扶贫救助体系，变成村无人管，乡无钱人管，县无法管的混乱局面。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包括农村农村救助资金（过去叫农村五保户统筹）在内的三提五统，使五保户统筹资金、农村公积金和公益金的资金来源被堵死。

　　虽然有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来弥补这一缺额资金，但因数额效益小，一般每村不超过万元左右；周转期长，一般年底才能拿到钱；而且不保险。因为，这方面的财政转移资金到位的前提是全面完成县、乡下大的各项经济指标，否则就将那此项救命资金冲抵。而现在，由于税费改革在完善之中，不仅户平税

　　负分摊不完善，而且征收缺乏手段，所以大部分村很难全部完成当年所有的经济指标，只有先抵扣扶贫救助专项拨款，再由村自筹还原。在目前干部工资都无法保证的村，要想村干部先不发工资来扶贫救济，一般地方很难做到。因此，最后牺牲的就是农村的扶贫资金，导致农村贫困救助的最后一道屏障也被打破，农村脱贫艰难就可想而知。同时，现行农村贫困救助的方式，是一种充满盲目性和应付性的短期行为，缺乏长效机制。突出表现在(1)形式多于实质性的内容。因为农村贫困救助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完全靠县乡民政部们的微薄拨款，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农村扶贫是会上领导说的多，会后实质落实的少；年底应付上级督办临时性落实的多，平时帮扶解难的少。(2)表现在县乡村三级扶贫组织出现断层。目前在扶贫体系的现状是县市机构健全，乡镇基本有人，村组临时拚凑。因此，很多地方在贫困问题上还表现贫困总数不准，贫困基本情况不清。很多数字和贫困户，不是村干部摸脑壳数，就是与村干部沾亲带故，真正的贫困户很多地方并未真正完全反映出来。导致真正需要扶贫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国家的扶贫政策的好处；相反，那些并不算贫困的农户，因有官场上的各种关系，而享受本来就不多的扶贫款。其次，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上的漏洞，加剧了农村贫困救助的难度。突出表现在国家投入的农村扶贫资金，占当年国民经济收入的比例和国家对其他行业投入的资金比例仍是小头。但由于扶贫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国家的扶贫专项资金并未完全用来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大量扶贫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管理机制上的漏洞，是造成农村脱贫步伐缓慢和返贫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四．

　　解决方案

　　1．落实落后地区教育扶贫工程

　　为了尽快解决当前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紧张的急迫问题，在现有教育投入体制未改革之前，现阶段建议按照该地区所在学校教育经费主要支出，划分为学校日常运转开支、学生的课本费和教职工工资三大部分，然后按照“县/乡政府投入保学校运转、省政府投入保学生教材免费发放，中央投入保教师工资”的分项分级负担，落实各个部门各自责任，确保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生存，运转和发展。

　　建议在落后地区优先逐渐发展建立起免费村级“图书馆”网络。免费村级“图书馆”的各项任务包括：在该村没有资金建立起学校之前担当学校的部分功能；培养村民学习兴趣并自学成才；无偿地提供给该村贫困村民及学生所需教科书，各类读物及组织村内日常学习。按照分项分级负担农村义务教育的政策，当地县/乡政府将负责投入图书馆的建立，而省政府将负责投入提供所需的免费教科书和各类读物。另外，图书管理员可由贫困村自行选择或者乡里直接下派。现阶段我国的贫困村总数达到1.1万个，可以预计计划如实施该投入将会是巨大的，但其达到的结果却也是同样巨大。免费村级“图书馆”网络如建立，将意味着所有我国的贫困人口都将得到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这将是我国扶贫减贫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改变我国人口教育结构和整体国民素质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计划开始实施时，各级政府因量力而行优先发展一批重点的贫困村再逐步循序渐进地发展，最终达到所有贫困村免费村级“图书馆”网络的建立。

　　建议制定直接面向农村贫困生的助学制度。制定农村贫困家庭标准和贫困生的救助标准，建立专用助学资金，切实将助学款项落实到贫困家庭的学生手中，同时采取措施监测助学资金分配的有效，合理及公正。

　　对贫困地区组织开展各项的

　　“教育对口扶贫活动”。定期组织教育已发展地区学校选派教师到农村学校短期授课或者指导；组织各类专家、各级教师和大/中学生开展下乡活动；组织贫困地区学校的教职员工到教育已发展地区学校学习交流和培训；加强城乡教育交流，促进贫困地区师资队伍的建设。开展下乡活动不应流于形式，应该建立起对等的一对一的长期扶助计划；例如，组织大/中学生开展下乡活动，应建议要求下乡活动的学生与当地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城里学校与贫困地区学校等如此而已类推，一对一地建立长期的助学计划。

　　2．彻底解决贫困地区的生育问题

　　继续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在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人口大省和边远贫困地区。以协助这些地区减少人口增长对减贫工作上的压力。国家计生委要继续加强对边远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指导。各地要继续实行和不断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建议把主要经济指标人均占有水平作为考核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要内容。切实加强计划生育基层网络建设，稳定机构、队伍，巩固宣传和服务阵地，逐步改善这些地区计划生育的服务设施和工作条件。在广大农村深入开展创建计划生育合格村活动，加快实现“三为主”的步伐，大力推进计划生育“三结合”和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

　　坚持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对于人口增长过快的贫困地区，积极倡导群众转变生育观念，实行计划生育。大力推进“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的试点与推广工作。“少生快富”扶贫工程，是国家在西部生育水平较高的贫困地区实施的一项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是计划生育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一项重大政策。它的基本内容是在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经济奖励的办法，鼓励少生，对自愿少生一个孩子并采取长效节育措施的夫妇给予一次性经济奖励，并引导和帮助这些家庭把奖励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对于自愿少生孩子的家庭实行奖励优惠政策，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

　　3．建立和发展扶贫监督机制

　　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筹措教育扶贫专项资金。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政府拨款、社会各界赞助、教育内部募捐等多种形式筹措教育扶贫经费，专款专用，以保证教育扶贫工程各项计划的落实。

　　进一步加强对扶贫开发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把有限的扶贫资金真正用于贫困人口的减缓和脱贫解困。要强化各级扶贫领导机构，增强管理功能和监督功能。县市、乡镇和村是扶贫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要通过完善扶贫法规，监督检查制度和扶贫监督信息库等办法，监督扶贫资金的使用，使扶贫项目和受益落实到贫困户。

　　建立省抽查、市联查、县自查的制度，一季度一检查，半年一通报，确保扶贫效果，发现问题深究彻查，严肃处理。把扶贫开发进度的快慢、效果的好坏作为考核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政绩的重要依据。要继续坚持党政一把手对扶贫开发工作负总责的责任制。要继续坚持并进一步完善扶贫开发责任制，建立扶贫监督、评奖、评估、检查制度。要进一步加强各级扶贫工作机构，充实工作人员，通过学习、培训等措施，提高人员素质，增强对扶贫工作的组织、协调、管理能力。

篇十：最近报告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中国老年人经济保障政策

　　现状与问题

　　按收入来源分，老年人口获取收入的主要渠道有四种，即养老保险、家庭养老、个人储蓄养老，以及各项转移性收入（韩鹏，2007）。养老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其中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家庭养老表现为儿女或亲属供养；通过个人储蓄养老获得的养老收入则表现为个人储蓄金；各项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低保、高龄津贴等，这一部分来源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是低收入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一

　　养老保险

　　（一）基本养老保险现状

　　基本养老保险亦称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是政府为保障社会成员在年老退休后，能够获得固定的基本生活来源而通过强制手段实施的一种养老制度。我国现行的城市养老保险制度以《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为法律依据。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照旧，依然遵照计划经济时期的办法。但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已经启动，正在国内部分省市试行。改革的方向和办法与企业职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相同（潘锦棠，2010）。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根据国家“七五”计划要求，从1986年开始探索，1991年进行试点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做法是：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采取个人账户基金储备积累的保险模式，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基金以县级为平衡核算单位，根据国家政策规定管理运营（目前主要是存银行和买国债），个人账户基金积累期实行分段计息；参保人满60周岁后，根据其个人账户基金积累本息和平均余命确定养老金发放标准；在工作方法上实行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

　　（二）基本养老保险的主要问题

　　1.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压力大

　　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基金坚持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筹集。城镇养老保险基金在收入和结余上都持续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基金的支出也在不断增加（见表8-1）。不容乐观的是，2008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总额为5623.70亿元，投资收益率为-6.79%，亏损394亿元。在基金保值增值方面，虽然规定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但现阶段我国养老保险费大多被用于支付现期的退休金，对于剩余资金，政府规定除保留两个月支付款外，其余金额的80%左右购买政府债券或存入银行，投资运营能力较弱，出现了个人账户空账的现象，再加上冒领保险、提前退休及****、基金被挪作他用等现象的发生，对未来养老保险基金带来了沉重负担。

　　表8-1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险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一次研讨会上介绍，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约1.3万亿元。社会保险的养老金保值前景极不乐观。在老龄化高峰来临之际，这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图8-1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增长状况

　　从图8-1可以看出，2003年以来，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都在逐年增长，而结余保持平稳但略有下降。说明基金收入虽多，但支出压力也大，要有积累比较困难。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多，养老保险的支出压力会越来越大。由于社会养老保险是对收入的替代，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养老保险的支出也应增长，这对已经很有限的资金又是不小的考验。

　　2.农村养老保险初步建立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探索性地建立，但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到2009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为86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6万人。全年共有1556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比上年增加1044万人。全年共支付养老金76亿元，比上年增长33.8%。2009年末有27个省、自治区的320个县（市、区、旗）和4个直辖市的部分区县被列入首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681亿元。

　　表8-2各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情况（2008年）

　　由于城镇养老保险的运营情况不容乐观，因此不少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不足，目前新农保的统筹层次还比较低，而且多在县级，如何对收取上来的新农保资金进行有效管理，实现保值增值是一个巨大挑战。

　　（三）企业年金

　　企业年金，又称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指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建立的，旨在为本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制度。近年来，随着各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与实践，以及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企业年金在我国已得到初步发展。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0年对我国城镇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0年底，企业年金制度覆盖人员为560.33万人，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5.3%，参保企业有16247家，企业年金积累基金总量达191.9亿元，人均3425元（李雯铮，2008）。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二

　　家庭养老

　　当老年人口的生活费用是由儿女或其他亲属直接给付，而不是从养老保障机构领取时，就可以认定这种养老模式为家庭养老。

　　现阶段，子女数仍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养老因素。1992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表明，在控制老年人年龄及其他自变量以后，子女数对于老年人家庭供养具有显著作用，证明子女供养老年人在中国当前条件下仍然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郭志刚等，1996）。

　　住房与养老方式也相关。1993年津、沪两地住房与家庭生活调查资料数据显示，住房是影响中国家庭模式的重要因素。在影响已婚子女与父母共居的三因素中，传统观念正在变化，现实需求是双向的，均不足以维持两代人共居的结构模式。只有家庭资源，特别是住房资源，在作为共居模式决定因素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姚远，2001）。

　　三

　　个人储蓄养老

　　个人储蓄养老在整个国家的养老体系中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是个人层次上的辅助性养老金收入来源，也是个人平滑生命周期内收入的一种个人储蓄行为。总的来说，个人储蓄养老主要有积蓄养老、在银行储蓄、参加个人养老保险等表现形式。

　　建立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制度是在1991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来的，其中第二条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

　　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职工个人也要缴纳一定的费用。”此后，相关部门也多次发文强调过，但还未提出实质性的措施（王洪春、张占平，2005）。

　　四

　　社会救助

　　受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城乡分割的制度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取向以社会保险为主、社会救助为辅。国务院分别于1997年、1999年颁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标志着我国城镇生活救助制度建设进入全面提高发展阶段。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目标是通过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09年，温家宝总理提出将农村扶贫标准提高到1196元，将低收入人口全部纳入扶贫对象，由此形成了救助维持生存、开发促进发展的“两轮驱动”扶贫开发制度。2011年，国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当年覆盖1亿多贫困人口。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将加强公共财政对贫困人口的公共服务，调整过去以社会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结构，加大社会救助的力度（徐丽萍、王小林，2010）。

　　（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根据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分布的特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主要是以下三类人员：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二是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保险期满仍未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三是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由上海发起。1993年6月，上海市民政局率先进行了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探索，并得到了肯定。1999年6月底，全国660个城市、1505个县人民政府所在镇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面分别达到99%和92%。

　　自2000年起，低保工作的重心开始由建立制度转移到规范和完善制度上来。2001年底，全国纳入低保范围的人数达到1170万人。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1145万户、2310.5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低保资金524.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占69.7%。全国共有农村低保对象2528.7万户、5214万人；全年共发放农村低保资金445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占60.4%[1]。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最为基本的社会救助制度，实现了城乡均等覆盖，并稳步向应保尽保迈进，为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2010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251.2元，月人均补助189.0元；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117元，月人均补助74元[2]。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框架本身存在一定缺陷：救济功能单一，保障标准偏低，地区间差异过大；政府承担了部分社会和企业责任；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明显，未能实现城乡统筹。在操作层面也不完善：地方财政困难，低保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待遇接受者的收入核实难；基层工作人员严重不足、素质不高；家庭财产需要重新定位。

　　（二）五保供养

　　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失能社员，给予保吃、保穿、保烧，给予年幼的保教和年老的死后保葬五个方面的保障，简称“五保”，享受这种照顾的家庭和人员习惯上被人们称为“五保户”或“五保对象”，有关这方面的政策称为“五保政策”。

　　税费改革前，农村五保供养资金主要来源于“村提留乡统筹”。税费改革后，由于用于五保供养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业附加税以及乡镇财政补贴，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农村五保供养也面临资金严重短缺、供养标准下降、集中供养不能发挥供养优势等艰难境况（王晓瑞，2004）。

　　2006年3月1日，新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正式施行。此次修订，与1994年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原条例）相比，新条例的体系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措施更加可行，其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现了五保供养从农民集体内部的互助共济体制，向国家财政供养为主，集体保障、土地保障和社会帮扶为辅的现代社会保障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新条例明确五保供养由政府主导，供养资金在地方人民政府预算中安排，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的农村五保供养给予补助。

　　二是创建了五保供养标准的自然增长机制，为五保供养对象共享国家改革发展的成果提供了制度保障。新条例提高了供养标准制定机关的行政级别，规定可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也可由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制定。同时规定，供养标准根据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建立起了供养标准的自然增长机制。

　　三是加强了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建设与管理。新条例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县级人民政府和乡镇政府应当提供必要的设备、管理资金并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应当经过必要的培训。

　　四是明确了依法监督管理的措施办法。新条例明确了各级相关部门监督管理五保供养工作的职责与措施，建立了社会公告制度，接受社会监督，提出了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执行国家相关制度规定的要求。同时，还增设“法律责任”一章内容，对有关工作人员以及机构的违法违纪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已纳入供养的农村五保对象有328.5万人，年人均供养水平为989元，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其中有63.2万名五保对象在全国3万多所敬老院里接受集中供养。在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五保供养标准已经达到当地农村居民纯收入的60%～70%。50年的实践证明，五保供养工作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稳定了农村社会秩序，塑造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宋士云，2007）。

　　（三）津贴、补贴

　　北京市出台了居家养老补贴政策，即从2009年10月开始，在城八区及房山、顺义10个区试点实行特殊老年人居家养老补贴。截至2010年5月，已有4.5万老年人享受到这一福利，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每月享受50～250元的补贴，以养老服务券形式发放。2008年实施的90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自实行以来，已有近2万老年人受惠。按照规定，90～99岁老年人每月补贴100元，百岁以上老年人每月补贴200元。

　　上海市政府针对农村居民规定，自2004年1月1日起，对全市常住农业户籍、65周岁及以上且每人每月领取养老金低于75元的农业人员发放补贴，补贴标准最低不低于每人每月75元，从2007年1月1日起提高到每人每月85元，到2007年底全市65周岁及以上农村无保障老年人获得农村最低保障养老金的人数共计16.7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5.8%。

　　青海省海西州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对持有本地户口的80～89岁的高龄老年人每人每年发放高龄津贴600元，90～99岁的高龄老年人每人每年发放高龄津贴800元，百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年按1200元发放高龄津贴。经费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县级财政支付。北京市规定，已经申领福利养老金的90岁以上老人，符合条件的也能同时领取高龄津贴，也就是享有双重福利。

　　（四）我国社会救助存在的问题

　　1.社会救助标准偏低，救助对象难以维持基本生活

　　以2009年为例，按2009年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3597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全国农村平均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100.8元，月人均补助为64元（《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按此补差水平对农村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进行补助，如果不考虑社会救助制度的管理成本，每年用于农村救助的资金需要276亿元。而实际上，截至2009年底，全国农村低保对象为2290.6万户、4759.3万人，累计支出农村低保资金345.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2%。

　　城镇贫困线一直没有确定统一的标准，目前，各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物价水平、自身财政能力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1800～2400元/年。2009年全国城市平均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227.8元，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为165元。如果按此补差标准，对2347.7万城市贫困居民的社会救助款需要464.8亿元。而实际上，2009年底，全国共有1141.8万户、2347.7万城市居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全年累计支出城市低保资金461.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8%。

　　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1.0%，城镇为36.5%（《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而从我国的社会救助实践看，最低城乡生活保障标准都明显偏低，难以保障基本生活。具体数据见表8-3。

　　表8-3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济平均标准

　　2.社会救助区域上的不平衡，表现在资源分配上重城市、轻农村

　　城乡社会救助比例不合理的直接表现是城乡社会救助资金投入的差距过大。从表8-3可以看出，城乡之间最低生活保障差距较大，尽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略有上调，2009年农村的增幅是17.57%，城市的增幅是12.55%，农村的增幅大于城市，但由于城市的基数较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大幅上调是恢复性的，是为了弥补以前的不足。从表8-4可以看出，城市从2001年开始，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数大幅上升，到2008年，覆盖面扩大，而增长幅度却大幅下滑。

　　表8-4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人数及其增长率

　　从图8-2可以看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数缓慢上升，城市临时救济人次随当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波动较大。农村低保和传统救济人数大幅上升，而农村临时救济人次略有下降。这表明救济的灵活性较大，而且针对性强，能及时救助基本生活有困难的人群。

　　图8-2城乡享受救济人员情况

　　3.社会救助资金比例低

　　从表8-5可以看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的绝对量逐年增长，但增长率的波动较大，其中行政

　　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占比最大，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占比最小，还有上升的空间。

　　表8-5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状况

　　-全文完-

篇十一：最近报告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中国社会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了

　　中国正在遭遇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单身潮，根据民政部分布的《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办理结婚登记1142.8万对，比上年下降了6.7%。结婚率从2013年9.92%逐渐降低到2016年的8.3%。

　　与此同时，离婚率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1978年到2002年间，中国的离婚率稳中有升，2002年到2015年，离婚率快速上涨，增长1.89个千分点。

　　更为著名的一组数据是波士顿咨询统计得出的：中国目前的单身人口占比为16.4%，已经相当于俄罗斯和英国两国人口的总和。

　　传统意义上，以家庭为单位维系的亲情关系，似乎正逐步变的脆弱，面对汹涌而至的经济大潮，贫富和教育等诸多背景的错位让人们在择偶历程上越发艰难。

　　一二线城市中，经济独立的单身女性日益增多，她们的择偶要求也水涨船高，珍爱网发布的《2016单身人群现状系列报告》显示，超过8成的单身女性认为5000元是男性收入的起点，其中67.06%的单身女性要求男性收入在5000到10000元，而25%的单身女性要求男性收入过万。

　　更可怕是，中国目前性别比例的畸形已经注定了有上百万男性将打上一辈子的光棍，《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30到39岁的男性中有115.9万人处于非婚状态，而同龄女子单身者有582万，这意味着同龄男性有613.9万人面临择偶缺口，考虑到女性倾向于嫁给年龄大

　　于自己经济条件好于自己的男性，真实的婚恋市场竞争则更为激烈。

　　耶鲁大学终身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在一场讲座中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现象的成因。他认为，婚姻的功能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交易和生产功能；一种则是情感功能，但在如今的中国经济社会，这两种功能都在被不同程度的解构着。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传统的婚姻功能在现代经济的冲击下正在逐渐瓦解

　　婚姻的生产功能被逐渐“肢解”

　　人情交易逐渐被货币交易替代

　　陈志武认为：不管交易是以货币来结算还是以人情、友情来结算的行为都是市场交易。但我们仔细去了解社会时发现，实际上在今天这个社会，以人情、友情作为单位的支付手段的内容越来越少了。以前的人情交易在互联网的影响下都演化成了货币交易。

　　“比如20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和学生之间经常你今天给我搬家，我明天骑着自行车送你到火车站等，我们也是在朋友之间、人与人之间做了很多交易，但都是以友情、人情作为结算单位的，但目前，随着搬家公司、出租车等行业的出现，原来以友情、人情实行的交易都被货币化了。”

　　“中国社会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了，我们越来越不习惯了，在观念上对我们以往对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确实产生了一些冲击。”陈志武说，这实际上使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了，这方面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陈志武教授列举了中国家庭在经济影响下发生变化的过程，比如过去30年间，中国夫妻每年在一起的时间下降得非常多，因为大家都进入工厂和公司工作，以前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因为家乐福、沃尔玛、国美等的出现受到严重冲击，而在餐饮领域也随着麦当劳那些连锁店、公司化的出现，现代夫妻共同做饭进食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以往的四世同堂之类的‘天伦之乐’今天之所以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容易再实现，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用来支持四世同堂、三纲五常的这些秩序和孝道文化等对个人权利产生的约束感使我们现代人感到越来越不愿意再重新恢复这些东西。”陈志武说。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者本力在接受凤凰财经专访时也表示：在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社会的单身化一方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另一方面，对经济的发展也并非全是负面。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本力认为，当前的单身人士有更高的消费水平和购买力，加之没有家庭责任和自我意识增强，显著推动了部分领域的消费。

　　这样的结论有着显著的数据支持，比如携程网《2016独自旅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独自旅行占总旅行人数的比例，已经从2014年的8.5%上升到2016年的15%。而且，单身者许多的生活需求借助市场外包，比如单身使用外卖的比例就会相对高于结婚的人，数据显示2016年外卖行业销售额增长44%。这也提升了消费和服务的需求，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对比由于婚育上支出减少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由于这部分增量，单身人数的扩大对经济的影响似乎并没有那么大。”本力说。婚姻的情感功能在被逐渐“肢解”

　　更多的中国人在逃避婚姻。陈志武教授认为，情感是非常难以市场化的，因为他难以定价。但生产交易、物质交换则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来获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对于家庭投入的时间相对于中国人来说更多，就是因为别人看到了人情的价值。他分享了一组令人吃惊的数据，从1991年到2006年间，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的老板中有33%的家族子女的婚嫁往往是政治联姻，47%左右是商业联姻，他们通过这种商业联姻的方式来达到某种意义上家族企业之间并购的效果，而只有20%左右的婚姻是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陈志武认为：越是市场化低的地区，人们越倾向于利用婚姻来谋取利益。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越是市场化程度越低的社会，比如泰国、中国大陆偏远地区、中国台湾等这些地方，越是会把自己子女的婚姻、这一辈子的幸福作为交易的工具，以实现商业上的发展。

　　事实上，这样的看法非常现实，凤凰网财经以彩礼为视角落点，得出了这样的观察结果：近来的10年里，中国农村的彩礼价格悄悄攀升了一倍多，在山东地区的婚前彩礼均价已经超过了10万元人民币，对比山东省普通农村家庭收入来看，这样的婚姻几乎成了天价。

　　今年4月份，一位安徽怀远的女孩子因为男方付不起高达12万的结婚彩礼而无奈堕胎，这件事经过网络发酵后引发了舆论热潮，但令人感叹的是，很多网民表示类似事件其实早就不是新鲜事了，很多

　　未能报道出来的故事可能更加惊人。

　　“如果在美国，我们可能没有听说过巴菲特或者盖茨为了实现与其他公司在商业上的联盟要把女儿嫁给谁，也没有听说过美国的CEO们把自己的子女嫁给哪个政客的儿子或者娶哪个政客的女儿，以这种方式达到经济上的目的。”

　　陈志武说，“中国以后的市场化发展的前景和必要性还是非常高的，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让中国人从这个约束空间中解放出来。”

　　本力很认同这样的看法，他告诉凤凰网财经：“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媒体又更多的关注负面新闻，对婚姻中的问题和“家暴”、“骗婚”、“婚外恋”等影响恶劣的事件报道放大了人们对婚姻的担忧，而当今新媒体的迅速传播更是改变了人们的婚恋的预期。同时，城市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个人通过各种通信工具大大减少了真实的公共生活和社交活动，甚至改变了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宅男”越来越多，更多的人选择单身而回避婚姻这一重大问题。”

　　中国的空巢青年也成了一大社会问题

　　“根据易观智库的数据，中国成人用品B2c市场规模突破80亿元，许多原本家庭才能解决的问题都有了市场解决方案，从而可替代性增强。而且市场会处理各种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尤其是新增家的社会需求，从而出现迷你家具、单身公寓等的热销，使单身者的生活质量不太多受单身的影响。但我不认为会有多少人因为有迷你家具、单身公寓等而选择单身，是需求产生供给，而不是供给创造需求。”本力说。

　　单身化社会的巨大经济问题

　　原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中泰证券旗下齐鲁资管的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他的新书《经济数据背后的财富密码》中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中国正在面临着不可逆的人口老龄化和流动性的减少，而在过去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中，人口起了很大的作用，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是支持中国大量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得以长期维持的重要因素。

　　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小国，也不可能有大量移民来改善中国的年龄结构，在欧盟与日本经济都处在不断走向老龄化的过程中，中国也同样面临这一不利因素。

　　“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人口现象，劳动人口平均年龄与经济增速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日本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47岁，对应的是极低的经济增速，中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7岁，对应的是中国GDP从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的过程，印度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对应的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他写道。

　　在2015年，日本的独居户就已经占到总户数的32.5%

　　“在这一点上，日本殷鉴不远。根据日本总务省的人口普查“1%抽样速报”2015年，日本的独居户已经占到总户数的32.5%。况且，中国还存在“未富先老”的情况，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未知。”本力对凤凰财经说。

　　“单身经济尤其是长租公寓的发展确实会对房地产造成较大影响。租售同权的政策的出台，也会助推这一趋势。另外，单身人群的

　　增加对金融业是利好，因为单身人群的风险偏好更高，而且投资决策更容易。”

　　本力强调说“对目前我们国家的单身人群现状，我总体持积极态度。政府和企业需要也高度重视中国的单身问题，这是一种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产生并酝酿着巨大的商业机会！”

　　“一方面，单身潮必然带来大量的新的需求，我建议企业应该考虑推出更加丰富、舒适、实用的针对单身的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具有一定社会化功能的产品和服务。由于单身往往通过市场来解决对家庭生活的替代，娱乐文化体育等产业也将由此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值得好好把握。”

　　“二是现代商业社会中，技术驱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工智能、VR等前沿领域在单身生活中的应用也有广阔的空间，这个市场方兴未艾。”

　　“三是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不是收入问题，而是产业结果调整问题，企业一定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充分考虑到单身潮的因素。”

　　对于中国单身潮带来的社会冲击，本力发出了自己的预警：“我们要做好准备，参考日本等国的情况，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前规划；另外在教育改革中要汲取应试教育以及日本推行所谓“宽松教育”的教训，培养青少年的独立意识、责任意识、集体意识，避免大量年轻人堕入追求极端自在、舒服的啃老状态或“低欲望社会”。”

　　越来越多的人不想谈恋爱了

　　全球有一个相同的原因。

篇十二：最近报告中国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案例2.1

　　中国公共产品短缺问题

　　一个国家公共财政开支中，包括国家耗费支出，如国家权力机构、政府行政机构、政法机构、国防机构这些国家机器最基本的必要耗费支出；还包括基础性、战略性、调控性的经济支出；也包括保证社会上最困难的人群维持生存所必需生活费的社会保障支出以及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性支出。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财政支出中，随着经济建设费支出比例减少，社会文教费支出比例却没有相应提高，源于行政管理费的增长压缩了其它的公共福利开支，使公共设施、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无力供应。

　　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一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也是该国公共产品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是以公共服务为基础。中国正步入公共产品需求的大扩张时期，人们由对满足温饱需求已开始转为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需求，但目前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却远远不能满足，再加上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使问题更严重。

　　建国以来，中国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是满足城镇居民的需求，8亿农民无缘充分享受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至2003年底，只有5428万人参保，积累基金259亿元，198万农民领取养老金。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几乎不存在，于2002年开始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至2004年6月，仅覆盖9504万农业人口，实际参加人数仅6899万人；共筹集资金仅30.2亿元，其中地方各级财政补助11.1亿元，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补助3.9亿元（《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筹集资金和参保人数对于我国有八亿庞大人口的农村居民来说差距十分巨大。

　　而相对于覆盖和支付对象几乎全部是城镇居民的全国基本养老保险，200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5506万人，其中参保职工11646万人。而且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因存在基金收不抵支问题而需要中央和各级财政补助，仅2003年，各级财政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4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74亿元。

　　两者对比差异十分明显，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由1994年的2500元拉大到2003年的近6000元，实际收入差距为1：6，但农民却要支付和城镇居民一样价格的医疗费用，也要承担本来属于国家负担的基础教育设施和部分公共设施的开支。因此，将社会保障覆盖到农村是目前中国政府不能再推卸的责任。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3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00万人、下岗职工260万人，但真实的下岗失业人数更加严重。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2005年5月27日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透露，目前总共有2200万城市居民需要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而这部分人也成为城市低收入群体。2002年对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显示，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0%。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在城市里面，他们感觉的生活反差对比更剧烈，更依赖于社会保障。

　　我国目前有2200万城市居民需要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有达7587万人的农村贫困人口，其中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如按世界银行以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亿人）。这些群体缺乏更多的收入来应付必需的消费开支，因此就没有更多的收入剩余作储蓄，如果公共财政能对此类群体提供更多社会保障支出，这些支出将能直接转化为消费，对于刺激国内需求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比给处于中高收入层次的公务员加工资来刺激消费市场效果将更加明显。

　　中国国有资产的形成过程其实是通过低工资和“剪刀差”完成资本积累，贡献者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这些老工人和老农民在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政府为其提供养老保障是正当的要求。社会保障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必须提供。虽然个人自我保障解决了大部分养老问题，政府的养老金历史欠账依然有几万亿之巨，这还仅仅是对工人的欠账，如果把对农民的欠账也统计在内，则政府的隐性负债将会是一天文数字。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已成为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二元社会结构和收入悬殊形成了贫困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等低收入人群，这些群体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的需要远远得不到满足，出现众多的“因病返贫”、“因教致贫”、“积蓄防老”的现象，加上他们难以获得法律和政策上的公共信息，以及“有组织的少数胜过无组织的多数”的原因，他们的利益得不到重视和有效保护，造成了事实上的弱势群体，背后牵涉的是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也是社会不和谐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此，保障对他们的公共产品供给，是解决社会公正及社会和谐稳定最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与政府转型的重要保证，更是转型时期政府对国民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

　　资料来源：http://www.usc.cuhk.edu.hk/wkgb.asp“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公共产品供给——并论启动国内消费需求”，孔善广

　　讨论题：

　　1、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对此你有何良策？

　　2、如何有效提高中国社会保障覆盖面？

　　3、就健全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请提出你的建议。

　　4、为广大农村的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社会保障支出有何重要意义？

　　5、请用你身边的例子说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6、下表给出了截至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的一些数据，请你根据以下数据分析我国财政公共支出情况。

　　国家财政按功能性质分类的支出

　　单位：亿元

　　年

　　份

　　支出合计

　　经济建设费

　　社会文教费

　　国防费

　　197819801985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1122.091228.832004.252823.783083.593386.623742.204642.305792.626823.727937.559233.56718.98715.461127.551291.191368.011428.471612.811834.792393.692855.783233.783647.33146.96199.01408.43668.44737.61849.65970.121178.271501.531756.722080.562469.382930.783638.744384.515213.23167.84193.84191.53251.47290.31330.31377.86425.80550.71636.72720.06812.57934.70行政管理费

　　其他支出

　　52.9075.53171.06386.26414.56414.01463.41634.26847.68996.541185.281358.851600.2735.4144.99105.68226.42273.10364.18318.00569.18499.01577.96717.87945.431152.921390.471777.872262.2610798.184179.5113187.675061.4615886.505748.3618902.586472.561076.402020.601207.542768.221442.043512.49

　　200220032004200522053.156673.7024649.956912.0528486.897933.2533930.289316.965924.586469.377490.518953.361707.784101.321907.874691.262200.015521.982474.966512.343645.774669.405341.146672.66

　　案例2.2

　　一道越来越难逾越的鸿沟

　　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英国著名慈善组织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2007年7月17日发布报告说，英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40多年来最大的，那些最富的社区和最穷的社区之间根本不会打交道；同时，英国的中产家庭越来越少，在经济最发达的东南部某些地区，中产家庭甚至成了“濒危物种”。该报告称，在英国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穷人不断拥进城市，而富人则集中到郊区居住。“在调查的1970年至2000年间，穷人、富人和中产阶级越来越不可能做邻居了。”

　　研究的牵头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人类地理学教授丹尼·多林说：“富人越来越不可能与穷人打交道，反之亦然。富人不想看到下面阶层的人。”

　　多林在调查中还发现财富的增加并没有使一些富人感到幸福，“伦敦的富人不认为自己有钱，因为他们没有与穷人混住在一起，这是与上世纪70年代的主要差别之一。”他说，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几乎到处都有一些富人，但现在除了在柴郡和北约克郡有一小群富人外，几乎所有的富人都住到了东南部。

　　调查还发现，保险业、金融业和银行业都集中在城市里，它们已经取代了制造业的地位，结果导致中产阶级逐渐减少，上世纪80年代英国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属于中产，到2000年只有一半多的家庭是中产。这种现象在房价不断飞涨的伦敦和东南部地区最为突出。

　　据悉，该基金会8名研究者花了两年半时间研究了1971、1981、1991和2002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发现1970年以来，英国生活极端贫困的人口有所下降，但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却增加了。同时，那些“资产富裕”家庭的数量在1999至2003年间明显增加，由于房价上涨，近四分之一的家庭都跻身此列。

　　资料来源：根据新闻晨报2007年7月18日

　　盛玉红

　　“英国贫富差距达40年来最大”整理

　　讨论题：

　　1、面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英国政府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2、一国政府如何通过财政手段来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公平分配的要求，以尽量缩小贫富差距？

　　3、请通过调查了解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的状况，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

　　4、贫富差距过大有什么严重后果？

　　案例2.3

　　草地上为什么会放牧过多的奶牛

　　生长在黄海中的黄鱼以其肉嫩味美而闻名于世，但市面上越来越少、越来越贵；无锡太湖的银鱼也是一道美味佳肴，但餐桌上越来越难见其

　　“

　　身影

　　”

　　。究其原因，那就是人们无节制地滥捕。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在自己的鱼塘里滥捕，而在黄海与太湖中滥捕呢？这显然与黄海、太湖的产权特征有关。

　　为了解释清楚产权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需要首先区分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不同特征。私人产品具有排他性消费和区别消费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当某人购入特定的物品进行消费时，就已经排除了他人购买和消费该物品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某种产品在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而且收费存在困难，则它就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可以向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提供正外部效应，其最典型的例子是路灯。对于一定数量的路灯，社会上每个人都是潜在消费者，任何人对路灯的消费都不排斥其他人同等数量的消费。于是，大家都希望别人提供公共产品，自己免费享用，这就是所谓的“免费搭车”。免费搭车问题的存在，使得没人愿意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导致市场失灵。

　　“草地上放牧过多奶牛”

　　就是由正外部效应引起市场失灵的一个典型案例。假定某个村子有一块归全体村民共有的草地，村民在这块草地上放牛是免费并且无限制的，那么为村民共有的草地就具有以下产权特征：一是所有权的不可分性，即草地归全体村民所有，但每个村民不能声明自己对草地拥有所有权；二是使用权的非排他性，即任何人都不能限制其他人进入草地放牧；三是存在外部效应，即草地上的草是稀缺资源，某一村民多放奶牛，就意味着对其他村民利益造成损害，因为其他村民养的奶牛吃的草少了；四是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即除非所有村民一致同意，否则任何村民都不能转让其在草地上的权利。

　　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村民有自由放牧奶牛的机会时，那么只要一头奶牛的产出大于这头牛的成本，放牧这头牛就是有利可图的。只有当利润降至零时，村民才会停止在草地上增加放牧。但单个村民在决策时忽视了他放牧行为的社会成本，即他多放奶牛将使其他奶牛的奶产量下降。当个别村民增加放牧的损人利己行为得不到制止时，其他村民也会选择增加放牧数量，其后果必然导致在草地上放牧过多的奶牛，最终把草场彻底地破坏掉。黄海的黄鱼和太湖的银鱼越来越少的原因就在于此。

　　由此可知，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一旦产权的归属不明确，就会出现

　　“

　　搭便车

　　”

　　问题，即行为人不愿主动为公共产品付费，总想让别人提供公共产品，然后自己免费享用。这样，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优数量的公共产品。

　　那么，如何解决因外部性导致对稀缺资源的过度使用呢？过去的福利主义经济学沿袭庇古传统，主张引入政府干预力量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既可以通过政府定价等方式直接指令生产者提供最优的产量组合，也可以通过征税或提供补贴等方式使生产或消费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一致。但是，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学派对这种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通过产权的界定可以更有效率地解决市场失灵。他们认为，在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私人之间所达成的自愿协议可以使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一致，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当然，产权的界定可以是多样化的。在上述过度放牧的案例中，一种可能是，所有村民达成一致协议，以集体产权取代公共产权。一旦建立了集体产权，村民委员会便可以利用民主表决程序决定草地上放牧奶牛的总规模和每户农户可以放牧奶牛的数量，并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另一种可能是，把草地明确地界定给自然人。只要产权具有排他性，就势必会出现某些产权的让渡，而且在众多的竞争者中，它必然转让给出价最高者，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资料来源：http://book.ce.cn/read/economy/tkhgzc

　　讨论题：

　　1、解决因外部性导致对稀缺资源的过度使用，你同意庇古的主张还是科斯的主张？

　　2、为什么黄海的黄鱼和太湖的银鱼越来越少？请用财政学原理予以解释。

　　3、如何使在黄海与太湖中的鱼不再被滥捕呢？

　　4、什么是“免费搭车”？为什么出现“免费搭车”现象？

　　案例2.4

　　“白色恐怖”为何依旧？

　　一、绿色餐具赔钱

　　“我们的环保产品从一开始就注定卖不出去，巨额的亏损压负下，我们不得不另找出路。”望着办公室外

　　3万多个平方的厂房，佛山绿洲纸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棉森沉重地对记者说。现在，他以整个“佛山绿洲”入股了被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广东绿洲纸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自

　　1995年国家宣战“白色污染”，以纸质用品取代发泡塑料餐具以来，先后有

　　100多家企业投入人力和资金转向环保餐具的研究与开发。专业从事一次性纸浆模塑制品的生产、销售的佛山绿洲公司成立于

　　1998年，第一期总投资达

　　5000万元，年生产能力

　　1.28亿只，现日产量为

　　40万只。但几年来，发泡餐具仍然大行其道，在白色的“汪洋大海”中，环保餐具的第一批淘金者们不是仆然倒地就是只剩下苦苦挣扎的份儿。比较而言，“佛山绿洲”还是其中支撑较久的。

　　在生产成本上，环保餐具竞争劣势相当明显。一吨塑料和一吨纸浆板材的价格分别是

　　1.2万元和

　　1.3万元，但制成产品后，价格却相差

　　5倍左右。其原因在于材料的利用率上，后者的成本要高几倍。在生产工艺上，前者技术已经成熟，后者则要经过打浆、成型、消毒和包装等

　　6道程序，成本便居高不下。

　　“环保餐具产业是一项微利产业，规模经济将是我们采用的杀手锏。”广东“绿洲”将在原“佛山绿洲”的基础上新建生产线，第一步目标是形成每年

　　3亿标件的生产能力，年销售收入

　　7300万元。我国市场的一次性餐具需求量在每年

　　100亿只以上。韶能集团的另一负责人透露了他的隐忧，“发泡餐具一日不从生产源头上禁止，环保替代品的生产发展就一日不成规模。”

　　二、发泡餐具公司不理解

　　“我的产品不降解，他也不降解，为什么他能用，我的就不能用？”深圳德丰盛有限公司日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200万只，投资总额是

　　3500万元，去年销售额是

　　4400万元。可是，慑于禁白令的威力，与德丰盛合作了

　　5年的零售商“沃尔玛”日前转用了其他产品，仅此一项“德丰盛”每月将损失几十万元。其总经理

　　姚佩佩女士注意到，替代他们的产品是

　　CT产品（聚炳烯与滑石粉的复合环保产品）。目前

　　CT产品还没有列入我国一次性可降解餐盒餐具能用技术条件的检验目录中。德丰盛和另外

　　13家发泡餐具生产企业甚至联名斥责，数次发布大幅广告表达对禁白令的不解。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1999年

　　11月发布了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通用技术条件的国家标准，目前已有不少企业的产品已达标，可是，市场上尚未找到不含化工材料而性能、卫生指标又较高的环保餐具；不少产品不过是往聚丙乙烯里混合了改性淀粉等，不可能完全降解。

　　此外替代品普遍成本过高，生产数量有限，能否满足市场需求、市场是否接受都是未知数。“真正的环保是要鼓励少用、重复使用，而不是替代使用。”

　　姚

　　女士举上海为例，上海的管理原则是：“源头控制、回收利用、逐步禁止、鼓励替代”。工厂每月按照生产量或者销售量交纳回收处置费购买“回收标识”，这个标识贴在发泡餐具上犹如有了“准生证”。政府则将收费用于回收、运输、清洗、再利用等善后工作上。目前深圳市面上一次性发泡胶餐具销售量每天有

　　336万只，以此计算，深圳每天大约需要

　　10万元回收费用，姚女士认为这个数目用于回收应该够了，企业也愿意承担这项费用，但是却不得其门。

　　三、离不开政策和消费者

　　后来，一个发泡餐具污染治理研讨会在京召开。但会议似乎一开始就走了调，整个会

　　议的主题变成了“发泡餐具究竟有无毒性”的辩论，部分塑料专家和北京市消协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

　　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夏青一语道破这场有毒无毒之争的玄机。他说，恰恰是因为国家经贸委关于

　　2000年底禁止发泡塑料餐具的

　　6号令迟迟没有落实，才使很多单位和企业认为政策有可能松动，或对某些地区网开一面。他认为，有关部门应尽快作出战略决策。

　　国家经贸委一位负责人则称，有关部门正在制订落实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一次性发泡餐具的方案。但该负责人强调，表面上看，6号令的进一步严格执行对新型环保餐具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新型环保餐具由于自身技术支持没跟上，成本高，现在的市场占有率并不是很好。所以新型环保餐具的生产厂家不能过分依赖政府政策，因为如果这些新型企业不能从质量、价格等各方面符合消费者的要求，国家也很难有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资料来源：http://jpkc.znufe.edu.cn/

　　讨论题：

　　1、当存在外部效应时，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

　　2、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

　　3、对生产纸质环保餐具的厂家予以财政补贴或免税能否有效？

　　4、国家经贸委的“禁白令”未能及时出台，使环保餐具受到强烈的挑战，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5、通过本案例也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有待理顺，对此你有何建议？

　　案例2.5

　　北京的春天：黄沙漫漫

　　2002年，北京又刮起大的沙尘暴。那么北京的沙尘暴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再往远处追，这沙子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追根寻底去查，结果发现由于内蒙古的过度放牧，水土不能保持了，草少了，沙就起来了。所以，由于人们的经济行为导致了水土的流失，造成沙化，导致北京一到春天就会黄沙漫漫。

　　再看1998年我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么大的洪水？如果说是那一年下的雨太多了，这么多的雨水又怎么都变成了洪水，流进了大海？

　　在西方国家，人们都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例如，德国人每家住的小楼，楼上都装了排水管。到了下雨或下雪的时候，这些水一直顺管道流进小楼下面的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特别大的水桶，每家浇花种树，用的都是这种天然水。这样，天上下来的雨水或雪水，都不会白白流走，得到了合理的利用。德国人一般不喝地下水，他们总是尽量利用自然界的地表水。有一天，一个旅游团到阿尔卑斯山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司机告诉大家，这山里面有一个大水库，水库的水是阿尔卑斯山融化的雪水，这里是全市人民喝水的地方。

　　我国的长江1998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次洪峰？不就是上游的过度砍伐造成的吗？上游地区把山上的树木都砍了，它的水土自然保持不住了，泥沙跟着雨水冲刷而下，造成一次次的洪峰。泥沙淤积的河床越来越高，堤坝越垒越高，有人说，长江将会变成又一条悬在中国人头上的河，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这一切，都是经济中负的外部性造成的，如果人们不在上游砍那么多的树，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又如，海上的漏油现象。为什么行驶在大海上的油船总有漏油事故发生呢？船主们宁愿挨罚，也不想去换一条新的油船，因为这样对公司是合算的。在海上行船漏了油、海水污染了、鱼类遭到威胁，谁会对此负责任呢？

　　经济中负外部效应比比皆是。一些人的行为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他们并不为此付费，所以造成了负外部效应。我国的污染这么严重，如果没有人保护这个环境，也没有人保护地球，这不是人类的一个灾难吗？当经济中存在负外部效应时，这些问题是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的，“看不见的手”也没有办法。

　　资料来源：http://book.ce.cn/read/economy/tkhgzc/01/200611/

　　讨论题：

　　1、什么是市场失灵？什么是负外部效应？

　　2、在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3、德国人的环保意识对我们中国解决市场失灵有什么启示？

　　案例2.6

　　为什么“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危险？

　　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论证过“市场失灵”，基于“信息不对称性”；弗里德曼论证过“政府失灵”，基于“官僚化”的政府行为。于是经济学家，特别是持“中间立场”的经济学家们，把市场与政府都看做可能失灵的制度而相提并论。

　　其实，任何一般原理，只要足够抽象，就总会倾向于“中间立场”。只有把一般原理运用于具体场合时，只有当经济学在运用当中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时，人们才意识到：与市场的失灵相比，政府的失灵是更需要警惕和后果更严重的失灵。

　　个别市场的失灵，即便存在极端的“信息不对称性”，毕竟难以扩展到一切市场。一切市场都失灵的情景，在经验世界里几乎不可能出现。例如，我们很难想像我们日常消费的米、面、衣物、家具、住房，以及分工监督这些商品的质量的全部专家的名誉，都是假的，都难以辨别。关于“合谋博弈”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相互竞争着的专家以及供给商们，不论怎样谈判，都难以结成稳固的垄断联盟。正是基于“托拉斯”的内在的不稳定性，我们明白，一切市场都失灵的情景，在经验世界里难以想像，故而几乎不可能。

　　另一方面，政府的失灵，在我们多数中国人（以及俄国人、东德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等等）的经验当中，足以扩展为政府的“普遍失灵”——即普遍的无效率。这是因为，不像“市场失灵”的情况那样，导致了“政府失灵”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所垄断的，不再是市场信息，而是真实的政府权力——名义上合法的、执行特定意图的权力。

　　权力对竞争性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不再像“市场失灵”那样由于内在的不稳定性而难以扩展为普遍情况。恰恰相反，政治权力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天然地具有一种“收益递增”效应。如哈佛学者施莱佛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腐败所带来的好处，提供着政府官员为更大的腐败设置管理权力的激励，从而腐败意味着更大的腐败，“寻租”意味着无穷无尽的“设租”与“寻租”（AndreiSchleifer，andRobertVishney，1993，“corruption，”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58，599～617）。

　　正是在上述意义下，我们一贯强调反腐败需要有足够大的“力度”。所谓“足够”，就是要使惩罚足以抵消无穷无尽地设租与寻租所带来的好处。而当被惩罚的人员恰好就在政府内部时，我们明白，这类惩罚的力度很难“足够大”。所以，为了把反腐败的力度真实地增加到“足够大”，我们一贯强调独立于政府管制的舆论监督对于反腐败的极端重大的、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的意义。

　　为什么“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危险？因为政府的失灵可以被腐败者的“收益递增”自动地扩展为政府的“普遍失灵”，而市场的普遍失灵在经验世界里几乎不可能出现。

　　资料来源：

　　《为什么“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危险？》汪丁丁

　　《财经》杂志

　　2003年

　　2期

　　讨论题：

　　1、请列举你身边所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

　　2、政府应该如何采取措施更防止严重的政府失灵？

　　3、如何理解“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危险”？

　　4、如何通过加强舆论监督来防止严重的政府失灵？

　　5、政府管制一定会出现“政府失灵”吗？

　　6、如同时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时，应该怎么办？

　　案例2.7

　　市场失灵将医药行业引入囚徒困境

　　最近几年，看病治病的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看一次病花费上千元、住一次院或动一次小手术花费几万元已经成了正常现象。而目前的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城市普通劳动者的年收入也在两万元以下。这就使城市和乡村到处都发出了“看病贵，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悲叹。

　　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们狡辩说：“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不是医疗卫生行业的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他们因此主张在“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行业改革”的同时，使医院私有化，认为由此就可以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

　　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将医疗卫生行业彻底市场化，对整个社会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在医疗和医药行业中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而医疗和医药行业中的“市场失灵”又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的特殊性质，另一个则是医疗和医药行业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

　　传染病、外部性与公共物品

　　霍乱、鼠疫、非典型性肺炎等具有极强传染能力和很高死亡率的恶性传染病，能够在相互接触的人中间很快流传。这样，任何人感染这一类传染病并受其伤害，就不仅仅使他个人的福利受到损失，而且会给其他人造成受恶性传染病伤害的危险，对其他人带来极其严重的威胁和伤害。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个人“感染传染病”这一事件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

　　个人“感染传染病”这一事件的严重外部性，使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成了一个公共物品。象任何公共物品一样，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的“消费”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受到各种预防和医治传染病措施保护的绝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全体居民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居民受这种措施保护不妨碍其他居民受同一措施保护，而且每一个居民受这种措施保护时也不能不让其他居民受同一措施保护。而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市场通常是没有效率的。

　　市场经济的逻辑是：对任何物品，个人如果不愿意消费或没有能力购买和消费，他就不应消费这种物品。但是这种逻辑不应使用于“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上。这是因为，一个人感染非典型性肺炎这样的恶性传染病并因此而死亡，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健康和生命问题，而是涉及全体居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全社会性的问题。因此，听任任何一个不愿或不能购买“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的人死于恶性传染病，这不仅是对个人不人道，而且是对整个社会的犯罪，因为一个由于无钱医治而死在大道上的传染病人会在

　　整个地区传播恶性传染病。

　　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才不再敢于把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各国政府都专门组织了完整的预防和医疗体系来防范各种恶性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国际性的政府间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和协调各国政府防范和医治各种恶性传染病的工作。

　　?

　　医疗行业中的信息不对称与“诱导性消费”

　　医疗和医药行业中“市场失灵”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信息的不对称越严重，彻底的市场化交易的效率就越低。

　　彻底市场化的交易是买卖双方完全自由地进行交换的交易。在医疗和医药行业中，产品和服务的最终购买者是——患者和可能的患者及其家属，而直接面对这些最终买者的医疗服务供给者是医生。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其卖者相比，在有关医疗服务交易的信息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卖者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卖方掌握的大量有关其交易的医疗服务的信息买方根本就不知道。

　　比如：来求诊的人是否患病，患了何种病；患了某种病的人应当如何医治，到哪里医治；治病应当使用什么药、什么器械，这些药和器械的价格有多高。一般说来，在这三个方面，求诊的人在掌握的信息上都远远不能与医生相比。正因为如此，医生的目的如果在于通过医疗服务的自由交易从看病的人方面赚取尽可能多的钱，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对患者进行误导，使他们从事本不该进行的“诱导性消费”，以便医生自己向他们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从中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首先，医生可以将没有病的人说成有病，将有小病的人说成有大病，以诱使那些没有病的人花本来不该花的钱去购买根本就没有用的“医疗服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前些年在某些城市居民小区出现的某些来路不明的人搞的所谓“免费检查身体”。新闻媒体曾经对这些所谓的“免费检查”作了大量揭露，原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某些所谓的“保健药品”或“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花钱雇来的“托儿”。这种“免费检查身体”的结果可想而知：受雇于“补钙品生产厂家”的“体检人员”会给每个受检者检查出“缺钙”，受雇于“降血糖药品生产厂家”的“体检人员”会给每个受检者检查出“高血糖”，其目的不过是让受检者们购买他们的那些“补钙品”或“降血糖药”。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服务供给者与其需求者之间的“市场交易”就成了一方得益而另一方受害的诈骗。这样的市场交易将不会增进社会福利，反而对整个社会造成损害。

　　其次，即使正确地诊断出了求诊者所患疾病，医生也可以利用他在应当如何医治、到哪里医治方面的信息优势，诱导消费者多花钱以为自己个人牟利。

　　最后，即使已经知道了求诊的人是否患病、患了何种病、应当如何医治及到哪里医治这种病，医生仍然可以利用他在治病应当使用什么药、什么器械以及这些药和器械的价格方面的信息优势，让患者多花许多不必要的钱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最近十几年来，许多医院的医生已经习惯于给患者开“大处方”。这种“大处方”的特点是，让患者付费接受许多不是为治病所必需的药物和治疗行为；在同样疗效的医疗方法和医疗器械中，专门选用费用高昂的疗法和器械；在同样疗效的药物中，专门选用昂贵的药物。这种“大处方”是典型的“诱导性消费”、“过度医疗服务”，它是当前医疗费用高昂、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卖者掌握的信息在上述三个方面都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的卖方又有极强的动力要把买方的货币支出最大化，就使得中国的医疗费用日益高昂，看病也越来越贵。

　　医疗服务卖方对其买方的这种信息优势，由于对医院和医药的各种广告宣传而更加严重。

　　中国今日的医院和医药广告已经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漫步北京街头，随处都可以看到“专治”某种疾病的所谓“专科医院”的广告；打开电视机，不断涌现的又是各种药物、医疗器械和医院的广告。清晨的电视节目名义上是“专家作健康指导”，听下去却又是实际上在为某医药、某药品或某“疗法”作广告宣传。

　　即使这种广告宣传的内容是真实的，它对医疗行业的作用也是有害的。这些对医院、药品、医疗器械和“疗法”的宣传，基本上都是由这些“物品”的供给者即“生产”它们的医院或厂商自己提供的。由于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对其需求者有着极为巨大的信息上的优势，由这些医疗服务的供给商们自己向购买者作广告宣传，只能加剧医疗服务市场上本来就已经非常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广告宣传对社会的唯一好处是使潜在的购买者了解产品，而在医疗服务这种供给者对需求者有着绝对的信息优势的特殊产品上，让购买者了解产品这一提供信息的工作本来应当由独立的、专业的第三方完成，供给方自己作的广告宣传总可能有夸大其词、缺乏客观公正评价的嫌疑，从而缺乏提供信息的服务所必须有的公正性、可信性，广告宣传在提供信息上的效力也因此会大打折扣。而医疗行业中的作广告者又会多多少少因此夺走不作广告者的医疗服务客户，造成医疗服务行业内部的不公平竞争。如果所有的医疗行业从业者都作广告宣传，又会造成巨量的医疗服务行业广告花费，抬高每个医疗行业从业者的运营成本。在医疗服务行业的供给者对需求者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的条件下，医疗行业从业者能够把广告所增加的全部成本都转嫁给医疗服务的购买者。这种没有增加真实信息而又全部转嫁给消费者的广告支出，是一种纯粹的社会资源浪费。

　　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医疗服务的供给者们自己作的广告宣传中，往往含有夸大其词的虚假成分，有些广告则几乎全是谎言。也正因为如此，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和欧洲诸国，法律明确禁止医院在媒体上作广告。直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法律还禁止在药品广告中宣传其功用和疗效。

　　?

　　盈利动机与“诱导性消费”

　　当然，如果仅仅有医疗服务的买方与卖方的信息不对称，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却并没有将患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的动力，医疗费用也不会不必要地高。而目前中国医疗行业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和医生都有极强的动力来把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这是因为在目前的中国，患者的货币支出几乎全会变为医院的货币收入，越来越多的医院在追求使自己的货币收入中的增加值最大化，并且使医生的职业地位、个人收入与医院出售的药物、检查等医疗服务的货币收入挂钩。

　　许多人都早已觉察到，最近十几年来，中国许多医院的医生都习惯于诱使患者作尽量多的货币支出，这种动机与信息的不对称相结合，使医疗费用变得不必要地昂贵。对医生致力于使患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的原因，已经出现了种种解释：国家对医院的投入不足啦，医院想增加职工的收入啦，等等。但是，归根结底，医生之所以致力于使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是由于实际的管理者放纵甚至鼓励医院赚取尽可能多的净收入，将医生的职业地位、个人收入与医院出售的药物、检查等医疗服务的货币收入挂钩。

　　已经成为近些年医院的常规的做法是，先出资购买一台核磁共振机之类的昂贵的身体检查器械(购买的资金可能就来于本医院的工作人员合股)，然后就让本医院的医生在看病时尽量指导求诊者用这台机器作高昂的付费检查。

　　近年中国的医生们极力诱导求诊者“消费”药物的第二方面原因是为了赚取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商们提供的回扣。最近十几年来，中国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和销售不仅已经完全市场化，而且在这个行业中经营的企业，都已经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这种利润最大

　　化导向的市场化促使经营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企业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推销其产品，而这些企业扩大其产品销售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给医院特别是开药方的医生药品销售回扣。

　　有作过医药公司“医药代表”推销药品的人曾经说过，他们的所谓“药品推销工作”，就是不断地往各大医院的院长、主管副院长和药房主管家里送钱，以求他们同意采购本公司生产的药品；再就是买动医院药房的结算人员，查清楚哪些医生开的药方中有本公司生产的药，再根据医生所开药方中包含的本公司药品数量，以每张药方5元钱的单价向每位开处方的医生分发药品“回扣”。

　　这样的药品回扣当然会激励医生们在所开处方中列入给他们回扣的厂商所提供的药品。而且这种给药品回扣的行为具有自我扩张的压力：一旦开处方使用某些厂商的药品可以得到回扣，不给药品回扣的厂商所提供的药品的销售量就会下降，这会迫使那些原来不给回扣的厂商也向开处方的医生提供药品回扣。为销售药品所进行的这种回扣大战会极大地提高药品生产和销售的成本。从事过药品销售的人对我说，在药品生产企业提供的药品的价格中，真正的生产成本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量的“成本”耗费在销售药品的“医疗佣金”即回扣上。这是医药行业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竞争所造成的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

　　香港《南华早报》2006年7月14日登载的汤姆·麦肯齐和菲利普·约翰的文章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制药企业现在每年至少拿出大约7.72亿元人民币作为“医疗佣金”即给医生的贿赂，让他们开这些厂家生产的药品给病人。该文估计，中国的药品市场销售总额高达100亿美元，而根据我们所听到的送药品回扣的规模，这样大的药品总销售额下给医院的各种人员的“医疗佣金”绝对不会不到8亿元人民币。“不完全统计”出的那不到8亿元的“医疗佣金”，只能是整个药品回扣的冰山之一角。

　　由于中国政府对已经临床使用的药品有比较严格的价格管制，药品供应商之间的以回扣促销售的竞争会很快使旧品种药的生产与销售无利可图。由于国家规定企业对新药拥有自主定价权，许多医药企业就将旧品种药改头换面，没有作实质的增添和改动就变为一种“新药”，并借机提高其价格。这样以生产所谓的“新药”为名来变相提高药品价格所带来的好处，使众多企业竞相申报新药，而中国药监部门官员的腐败，则给了药品生产企业以“生产新药”为幌子变相涨价以广阔的空间。

　　2006年1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载的《调查折射药品审批灰色地带》中说，在那之前的一些年中，无论是医药还是医疗器械，要进入中国的市场就必须通过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注册和审批。由于负责官员腐败受贿，光是2004年，中国药监局就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同年仅受理了148种，中国一年受理的新药是美国的70多倍！

　　该文说，“业内人士透露，一些药企在常用药中多加一点无关紧要的东西，就申报为‘新药’，价格马上翻上去几倍。或者通过‘包装翻新’变相涨价。譬如，某药品原本每瓶100粒装，价格仅5.8元，现在改为铝箔板盒装，三板总共仅36粒，售价却高达12元。”

　　2005年9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刊载的《郝和平身后的利益桥梁》中披露，2001年至2004年，中国共注册境内医疗器械产品年均7370种，是美国的2倍；其中2004年仅境内一、二类医疗器械产品就注册7088种。而美国的FDA公布的信息显示：2004年，该局批准了52种使用新技术的新医疗器械，并公布了3365种使用现有技术的医疗器械。在国外，医疗器械新产品开发投入资金一般要占到销售额的10%左右，而中国企业新产品开发资金只占销售额的1%左右，由于很多企业长期生产不景气，甚至连这个比例都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注册的医疗器械产品种类能够为美国的两倍，如果中国新注册的医疗器械产品都是真正的新产品，那才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行业中已经出现了典型的“囚徒困境”式怪圈：靠给药品回扣进行销售的畸形竞争，迫使药品生产企业以“生产新药”为借口变相提高

　　药品价格，而药价提高后增加的利润，又很快被药品回扣上的竞争转化为销售成本。在这里“药品越贵越好销”成了规律，看起来与经济学中通常的需求定律完全相反。其根源就是医疗行业中的信息不对称：在有同样成分从而有同样疗效的各种“不同”药品中，价格越高的药每单位药给开处方医生的回扣就可以越多，医生就越愿意在处方中指示使用该种药。而医生之所以能这样让求诊的人使用最贵的药，其原因就在于他在所患病症及其治疗方面对求诊者有几乎绝对的信息优势，可以让求诊者完全听命于自己。这也是中国的医疗费用过于昂贵的根本原因。

　　这样，由于医生对患者的信息优势，药品回扣之类的医疗服务推销费用已经不再具有一般的流通费用通常所具有的经济功能。它们不再用于传达有益于消费者的信息或者将适当的物品输送到其需要者手中，而被用于传递误导的信息和有害于消费者的激励。从整个社会的福利的角度看，这样的医疗服务推销费用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不仅是资源的浪费，甚至是耗费资源去危害患者和整个社会。

　　某些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强调，中国的医生之所以诱导患者“消费”过多的药物和身体检查，是因为“医疗服务的价格结构扭曲”，由于政府规定的医生门诊收费和住院费等医疗服务的价格过低。不可否认，这方面的价格结构扭曲确实迫使许多医院不得不“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鼓励本院医生指示患者尽可能多地在本院作检查、拿药；医生从门诊收费中获得的收入太少，也增加了他们通过让患者多作检查、多拿药而获利的动力。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价格结构扭曲不可能是医生们提供过度医疗服务的主要动力。

　　只要医院可以靠销售药品和检查服务而增加的货币收入大幅度地增加本院员工特别是本院决策者的收入，医院就有充分的动力要求其医生在处方中尽量让患者多拿药、多作检查；只要医生可以靠在处方中让患者多拿药、多作检查而显著地增加自己的个人收入，医生们就有足够的动力在处方中让患者尽可能多拿药、多作检查，而不论他们从门诊收费中获得的收入有多高。这是任何一个有一点经济头脑的人都能理解的利益因果关系。因此，给定医疗行业中的信息不对称，医院可以靠销售药品和检查服务而增加的货币收入来大幅度地增加本院员工特别是本院决策者的收入，开处方的医生可以靠多开药而增加药品回扣收入，这才是诱导性消费、过度医疗服务之源。

　　?

　　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的“囚徒困境”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还散布说，“看病贵”的根源不是医疗行业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是由于医疗行业的竞争不充分。只要放手让谋取利润的私人开设医院，造成盈利性医院之间的充分竞争，就可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将医疗费用降到有效率的水平。

　　这种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给定医疗服务供给者对其需求者的巨大信息优势，即使盈利性医院之间实现了医疗服务上的完全竞争，患者的医疗总费用也不可能降到社会有效率的水平。

　　完全竞争的一个最主要的后果，是使完全竞争行业中企业的总收益等于其总成本，企业的利润降到零。不过，理论上说的这种“企业总成本”，是企业总的“机会成本”，其中包含着每个竞争行业中都可以得到的所谓“正常利润”。完全竞争行业所达到的长期均衡，使投入该行业中的每一种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的经营才能都得到了社会“正常”水平的回报；这种均衡下的所谓“没有利润”，只不过意味着没有超额利润。

　　这也就是说，充分的竞争所能够达到的极限状态——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不过是使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行业中每个人的收入都达到社会平均状态下的“正常”水平而已；而在医疗服务这种信息极端不对称的行业中，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既不能使资源的消耗保持在有效率的水平上，更无法保证消费者的开支限制在真正有效率的较低水平上。

　　在医疗服务这种行业中，由于信息极端不对称，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可以将医疗服务的“单价”压低到等于其平均成本，却无法将医疗的总费用和医疗服务消费者的开支限制在真正有效率的较低水平上。其原因在于，医疗的总费用和医疗服务消费者的总开支不仅取决于医疗服务的“单价”，而且取决于求诊者“消费”的医疗服务种类及其数量。而信息不对称之所以能造成医疗行业中的资源配置扭曲，主要的原因就是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提供过度医疗服务，对患者进行诱导性消费，消费过多的或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以此来增加自己的货币收入和利润。

　　医疗服务单价、医疗服务数量和医疗服务总费用的这种可以完全不同向变动的关系，典型地表现在江苏宿迁地区的所谓“医疗改革”中。

　　李玲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的调研报告“宿迁‘卖光式’医改调查：‘看病贵’并没有解决”(刊登于人民网)说，江苏宿迁地区卖光了所有的公立医院并大力鼓励私人兴办医院，使该地区的所有医疗机构实质上都变成了盈利性的私营医院。“目前宿迁地区各个层次的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由民间资本购买或经营”。

　　该报告指出，私营医院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宿迁的医院降低了挂号费、单项检查价格、药品单价、每病床日收费等“医疗服务单价”；但是宿迁的医院数量增加，各个医院的货币收入也迅速增加，各种医院都存在着很强的盈利动机和能力。“据沭阳某医院院长称，现在医院的利润率一般都在50%以上”。该报告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宿迁那种相对偏僻的农村地区，医院货币收入的增加只能来源于本地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这种增加反映了治疗每个不适的病例的支出增加。当地老百姓对医疗费用高昂程度的形容是，“在医院钱就象纸一样”。而在“医疗服务单价”下降的情况下，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只能来源于为治疗每病例而购买的医疗服务数量增加。

　　“医疗市场化”的拥护者将宿迁的“医疗体制改革”看作成功的案例。其实仅仅从为治疗每病例而购买的医疗服务数量和总的费用支出增加这一点看，宿迁的“医疗体制改革”就是个失败的典型。为治疗每病例而购买的医疗服务数量和总的费用支出增加，表明了公立医院转变为盈利性的私营医院导致了“诱导性消费”急剧增加，导致了医生们变为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对患者的信息优势牟利。因此，宿迁地区医院的货币总收入增加其实是当地居民福利下降的一个标志，是医院私有化危害社会福利的标志。

　　如果医疗服务行业是完全竞争性的，则当该行业中的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时，就会有许多新的企业和资本进入医疗服务行业，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也会显著增加。资本、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显著增加大大增加了医疗服务的供给，可能造成医疗服务“单价”的下降，而且必定会使单个企业的利润和每个从业人员的收入下降。在企业、资本和从业者停止流入的长期均衡状态下，各种医疗服务的单价都会降到等于提供它们的平均成本，医疗企业的利润和从业人员的收入也都会降到社会平均的水平，但是求诊者为医治每一次的身体不适所付出的医疗总费用仍然会显著高于社会最优水平，因为他受医疗服务提供者诱导，购买了相对于社会最优水平来说是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只要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仅仅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情况就必定是如此。

　　我们之所以断定，即使在长期均衡的完全竞争下求诊者也会购买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理由仅仅在于两点：第一点是医疗行业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另一点则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如果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那就不管同行业的竞争压力有多大，只要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任何一个医疗服务的提供者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诱导求诊者购买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结果是在完全竞争下为医治患者的每一次不适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仍然社会代价过高。

　　这样，医疗行业的完全竞争至多只能消除医院和医生个人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利润和货

　　币收入，使医药业的利润和个人收入降到社会平均水平，但是患者为治疗每一次不适所付出的费用仍然过高，结果是社会资源过多地投入了医药业。这也合乎最近这些年信息经济学研究得出的一般结论：只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完全竞争状态下的资源配置就会显示出某些浪费的特征。

　　如果医疗行业处于准入者有限的非完全竞争状态下，医院和医生的利润和货币收入都可以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在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下，医院和医生的利润和货币收入都只能等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患者仍然购买了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这就说明，在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下，医院和医生的利润和货币收入之所以较低，是因为每个医院、每个医生处置的患者减少了，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每个医院、每个医生处置的患者不适的病例数减少了，以致尽管处理每次不适都可以销售过多的医疗服务，每个医院、每个医生也只能赚得社会平均水平的利润和收入。这本没有什么奇怪：与准入者有限的状态相比，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有更多的医院和医生，而患者不适的总病例数却同样多，因而每个医院或医生处置的病例只能更少。

　　说完全竞争的医疗行业在长期均衡下医疗服务的单价等于提供其的平均成本，这绝不意味者这种情况下医疗服务的“生产”就是有效率的。正如前边指出的，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当各种医疗服务的提供者都受货币收入最大化动机支配时，各种医疗服务包括药品的提供者都必须为单纯的推销付出极高的费用，其中就包括了药品回扣和广告这两大费用。这些推销费用都是提供医疗服务的机会成本，必须在长期均衡价格中得到足够的补偿。

　　医疗服务推销费用中的一大部分实际上用于养活从事广告业和推销业的人员。而在实际上，除了已经变为医生收入一部分的药品回扣之外，绝大部分的医疗服务推销费用都起着本文前边已经说明的那种作用：它们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不仅是资源的浪费，甚至是耗费资源去危害患者和整个社会。

　　这样，当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时，由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对其购买者的信息优势，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虽然会使医院和医生的利润和货币收入只等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却仍然存在着资源配置的扭曲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患者购买了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花费在推销医疗服务上的大量资源不仅对社会没有任何益处，往往还有害处。

　　于是，当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时，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会造成一种“囚徒困境”式的难题。这是这样一种困境：如果每个医生都不引导求诊者作诱导性消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不作推销，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会使医院和药商的利润、医生的收入都等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这是一种“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而如果每个医生都引导求诊者作诱导性消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作推销，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也会使医院和药商的利润、医生的收入都等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这是“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

　　显然求诊者的状况在“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比在“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要好，因为在“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药品的价格中不包括推销成本，从而药价比较低；同样数额的医生货币收入分摊在更多的求诊者不适病例上，从而使医治每例求诊者不适的医生收费更低。但是与“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的情况相比，医疗服务提供者们的状况在“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也并不更坏，因为他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获得等于整个社会平均水平的利润或货币收入。这意味着，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帕累托优于”

　　“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

　　但是，由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对于其医疗服务的购买者有巨大的信息优势，当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时，如果它们

　　之间存在着竞争，他们的个人最优决策是引导求诊者作诱导性消费和推销医疗服务，从而必定导致一个“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而这个均衡与“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相比是没有效率的。这是一个“盈利性医疗行业的竞争均衡困境”。

　　?

　　发达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主流经济学界对医疗行业的这种市场失灵也早有深刻认识，并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当代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大师肯尼思·阿罗196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不确定性与医疗的福利经济学》(Arrow,KennethJ.，1963)，被称为研究信息不对称下经济行为的“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著作之一。阿罗在这篇论文中反复强调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谈及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医疗保险业中的“道德危害”(moralhazard)，说在保险机构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医生和求诊者都可能喜好在处方中指定更昂贵的药品和护理，更经常的处置等等。阿罗指出，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医疗行业中，由于缺少“理想的”保险制度，就需要在医生与患者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与信心的关系”，这种信任关系的一个后果就是，医生不能或至少表面上不能每时每刻都行动得象要把他自己的收入最大化那样。他必须使患者相信他完全是在为患者着想，而必须避开利润最大化的明显恶名。

　　阿罗正是在这篇论文中详细地说明了，医疗专业是市场失灵的一个典型例子，要减轻这种市场失灵对整个社会的危害，就要创造许多的社会机构，这些社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与通常假设的市场相抵触的。阿罗以这样的社会机构来解释当时美国医疗行业中的许多制度，如行医必须有执业许可、非盈利医疗机构在美国医疗行业中占统治地位、不搞讨价还价、必须为医治患者尽最大努力、医生以最大化个人收入和利润为耻的行规等等。

　　阿罗的这篇论文启发我们去思考一种根本的因果关系：医疗服务提供者对医疗服务购买者的信息优势是一个很难根本改变的事实。但是这样的信息不对称要变为以“诱导性消费”肆无忌惮地榨光求诊者，还需要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有动力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为了避免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弊端，就需要医院和医生非盈利化，需要使他们不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非盈利医院在主要的发达西方国家的医疗卫生领域中都占主导地位。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6国中，除意大利的非盈利医院只占医疗卫生领域的65%之外，其它5国的非盈利医院都占医疗卫生领域的78-95%。而在盈利医院比例最高的意大利，公立医院比例也极高：60.5%的医院是公立医院。而公立医院所占的比例，法国是65%，瑞士是46%，加拿大是43%，德国是42%。美国公立医院的比例低，只占10%，但是美国的非盈利医院所占比例却高达90%，公益性组织和私人举办的非盈利医院所占比例高达80%。(转引自李玲，2006)仅仅上述这组数字就足以说明，当前中国“看病贵”的根源，根本就不是什么国有医院占了主导地位，而是国有医院实质上变成了盈利性医院，是将医院私有化。而在中国，私营的医院几乎不可能不是盈利性的。

　　减少医疗行业资源配置扭曲的最根本途径，当然是尽量缩小求诊者相对于医药供给者的信息劣势。西方发达国家对医疗行业的许多行业管理和政府监管，其最终作用都是确保购买者们获得的有关医疗服务的信息准确无误。

　　患者个人无力搜集足够的有关医疗服务的信息，是医疗行业中信息不对称的根源。现代的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对医疗服务和药品及医疗器械的生产实行了系统而严格的监督和监管，以便向医疗服务的需求者提供简单的信号性信息，减少医疗服务需求者相对于医疗服务提供者在信息上的劣势。美国对行医执业许可的严格管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对药品

　　和医疗器械生产的严格审批和监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

　　FDA对药品生产的监管，不仅根本不同于一般的市场交易，而且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企业往来的通常做法。政府的司法机构处理有关企业的诉讼、政府为企业注册登记、向企业征税时的一般做法，与FDA对药品生产的监管有根本的不同。FDA对药品生产的监管更象是军队和企业这样的等级制组织内部通行的上级对下级在实物上的监控。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对原料药生产及使用规定了非常严格的监管规则，要求原料药生产厂家从原料开始的每一工序，都严格遵守现行药品生产质量规范。它在对企业的指导文件中明确指出：“原料药的质量和纯度不能够仅仅用最终产品的检测来确定和保障，还必须依靠合成和制造过程中的适当控制来达到。”为了保证做到这种适当控制，他们的执法人员会到生产场地进行现场检查，对原料药的原材料质量控制与管理十分重视，重视的对象包括起始原材料的入库、堆垛、标签、检验、储存、批发等过程。对于原料药生产厂家的质量控制部门要求更为严格，这些要求包括设立检测规范、标准、程序及实验室控制机制等。此外，美国还设立了药物档案(DMF)制度，将药物原料和制剂、包装材料以及某些辅料等纳入档案管理范围，并建立相应的药物档案评审标准及审查程序。

　　政府机构对企业的产品生产实行如此周详的监控，这是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特征。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里，尽管号称实行计划经济，政府机构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监控可能也没有达到这样周详的程度。美国虽然最崇尚“自由的市场”和“政府不干预企业”，却还是对医药行业进行如此严厉的监管和控制，这当然是因为医药行业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为了保护在信息上处于劣势的消费者的利益。

　　即便美国政府对医药行业进行了这样大的干预，美国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医疗行业干预最少的国家、医疗和医药行业最“市场化”的国家。美国医疗和医药行业最市场化的标志，就是美国政府没有实行系统的政策来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障，至今仍然有5千多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而西欧的发达国家几乎都由政府建立了系统的医疗保障制度，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障。

　　比较一下美国与英国医疗行业的社会绩效就可以看到，美国这个医疗和医药行业最“市场化”的国家医疗行业的效率最低。

　　英国实行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国家直接为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经常有人抨击英国的医疗体制，抱怨在英国看病要排队等很长时间。这其实是因为英国的医疗实行计划体制，急诊或有威胁生命疾病的患者可以立刻得到治疗。而在实际上，英国的医疗服务事业比美国的效率高得多。

　　2002年，美国的医疗卫生费用占GDP的14.6%，仍有20%的民众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医疗卫生费用只占GDP的7.7%(转引自李玲，2006)。而据《参考消息》转载的外国报刊文章报道，2006年5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教授迈克尔·马尔莫与三位同事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了美国和英国的健康状况。他们发现，在全社会的各个阶层，美国不健康的人数都比英国多。这也就是说，医疗卫生最“市场化”的美国人均花费了最多的医疗卫生费用，但是人民真正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最少，人民的健康状况也比较差。

　　上述有关美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实际数字足以说明，本文前边所说的那种“市场化”医疗即使在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也会具有的“囚徒困境”是确实存在的。对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医疗行业，追求盈利最大的市场化对整个社会是一种灾难。

　　资料来源：http://www.sina.com.cn2006年08月14日

　　11:22新浪财经

　　作者：左大培

　　讨论题：

　　1、当今中国的“看病贵”是一种真实的资源配置扭曲，其根源是什么？

　　2、为了改变目前这种状况，中国政府需要采取哪些政策措施？

　　3、如何真正实现公立医院的非盈利性？

　　4、你如何看待“医院作广告”？

　　5、在医疗这样有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行业中，应该采取哪些措施避免单纯追求盈利的“市场化行为”？

　　6、美国和英国在医疗行业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有何启示？

　　案例2.8

　　中国邮政改革：应如何借鉴公交医疗改革教训？

　　2007年1月29日，随着重组后的国家邮政局和新组建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正式挂牌成立，《邮政法》的修改也进入冲刺阶段，邮政作为我国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

　　关于邮政产业的市场化问题，更是在此关键时期进入了争论高潮。如在邮政信函专营权问题上，外资、民营等快递企业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从媒体呼吁，到上书建言，甚至以“死”相逼??

　　近年来，与邮政产业一脉相通的医疗、教育、公交等公共产业的改革，都曾经历过一个严重依赖市场化的阶段，而从现在的改革结果来看，留给我们的更多是一声叹息。如医改已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定义为“基本不成功”；再如城市公交，以北京为例，公交系统经历了重组上市等一系列改革，却依然被公众定义为“基本失败”。2006年6月，通过相关公司的资产置换，北京公交重新归入公益性企业。北京今年起开始，投入116.5亿财政资金用于扶持公交产业。

　　同样是公共产品，邮政这艘大船，其未来改革究竟该开向何方？

　　?

　　涨价——快递公司的“春节礼物”

　　每年的2月14日，小张都会快递给女朋友一份情人节礼物，但是今年，他遇到了点小麻烦。

　　“什么？要30元？”和快递公司通话后，小张很生气，“平时最多也只有15元的。”

　　但小张最后还是下了单，因为他打了六、七家快递公司的电话，只有两、三家还有人接，30元已属于开价最低的了，其中一家甚至要60元，比平时的价格高出了三倍。

　　和小张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关小姐，不过她的“经验”要比小张丰富得多。

　　“每年春节前后一周，几乎所有的快递公司都不营业。这段时间我一般都用EMS，因为邮政连年三十、初一都一样办业务，而且价格还和平时一样。”关小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不过平时，除非是特别重要的文件和送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一般不用EMS，因为小快递公司要便宜10块钱左右，而且速度也不慢。”关小姐说。

　　“快递业务是不管覆盖的，所有快递公司只会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等收益优厚的区域进行业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而邮政是具有提供公共服务性质的，必须保证公民随时随地通信权利的实现。”

　　随着重组后的国家邮政局和新组建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正式挂牌成立，政企分开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正在从中央向地方推进；邮政信函专营权正成为一个尚待彻底理清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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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营权风潮”

　　关于邮政信函专营权的争论由来已久。众多民营快递公司一直到处游说、上书建言，称专营是行业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会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会导致百万人失业数十万公司倒闭云云??总之，希望能取消邮政的信函专营。

　　而外资快递公司更是委托其代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违反WTO原则，呼吁放开国内信件快递业务。

　　但是，在这纷纷扰扰的争吵当中，“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专营”，这个由邮政本质所决定的问题却被忽视了。

　　“邮政信函业务之所以要专营，是因为它涉及到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不适于市场竞争的机制。”著名的邮政专家、中国通信学会邮政委员会学术部主任顾联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顾联瑜认为由于邮政要确保公民享有持续、有保障、价格低廉且无差别的邮政“普遍服务”，而且还担负很多社会公益性的服务，如机要通信、义务兵通信、党报党刊发行、盲人读物寄递等。

　　虽然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的通邮成本差别巨大，但邮政只能在统一价格基础上提供服务，而由此造成巨大的亏损只能通过地区间、业务间的交叉补贴来平衡。

　　“如果没有专营，其他企业可以只在大城市里面经营这些赚钱的业务，而邮政还得要到农村里面去搞普遍服务，只能导致亏损的更厉害。”顾联瑜说。

　　2003年，由于国家补贴的结束，邮政被完全“断奶”。因此，只能通过严格邮政专营管理，从外资和民企那里收回EMS快递的盈利业务的方式来填补亏损缺口。

　　非邮政企业由于不承担这些“亏本”的普遍服务——作为正常的商业行为，他们只把业务放在成本低利润高的地区和对象上——于是最赚钱的快递“肥肉”都被瓜分，只留下亏损赔钱的地区和业务，而这些“硬骨头”邮政还不能不啃。

　　资料来源：http://old.gxi.gov.cn2007年3月5日

　　讨论题：

　　1、小张的快递为什么涨价那么多？其根源是什么？

　　2、你认为邮政信函专营是否属于行业垄断？是否应该取消？

　　3、中国政府需要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才能真正取消邮政的信函专营？

　　4、你如何看待“关于邮政产业的市场化问题”？

　　案例2.9政府与市场如何“井水不犯河水”

　　政府做低收入群体的住宅，有钱的就去买房地产商的住宅，丰俭由人，一个是社会福利体系内的住房，一个是市场运作体系内的住房，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各做自己的事情，不交叉，事情就简单了

　　《建业》请我写篇文章，谈谈对于公共产品的看法。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因为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公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需求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的矛盾，税收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公共投入滞后，投资热情高涨，但是因为公共产品的短缺积累了一系列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如教育、卫生、服务、养老、农民工等。

　　这个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公共产品由谁提供，如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问题。房地产开发公司现在开发大楼盘的时候做学校、图书馆、医院、教育、社区服务、医疗服务等标准的公共产品，从原理上讲是应该由政府做的，现在企业要承担这个任务。又比如修桥、补路这类工作也应该是政府做的，现在上高速、过桥都要收钱，全世界高速公路中需要收费的70%在中国，那么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早就在国内学界提出来了，2005年《人民日报》就曾经从公共经济学的学术角度谈了这个问题。公共经济学除了包括作为财政学研究对象的政府收支活动的全部内容，还包括传统财政学难以囊括的公共产品、社会保障、公共选择、政府规制（例如金融监管、环境保护、公用事业定价）等内容。它所指的公共部门除了传统财政学所关注的政府，还包括非营利性组织、公共企业、民间社会团体、国际组织等，公共部门的全部经济活动都是其研究对象。公共经济学以市场失灵为研究起点，在发展的初期，涉及宏观和微观经济问题，并将公共部门的功能概括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后来，涉及经济稳定的政府经济政策日益增多并逐渐自成体统，公共经济学出现了微观化的趋势，主要关注个体——政府、企业、个人（家庭）的行为。

　　原来全部公共产品都是由政府提供的：住房是公家的宿舍，医疗公费、养老公费、教育免费，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在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系统、教育上的改革，事实上是产业化了，也就是把原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让市场来做，这个转折强度的激烈，超过西方所有主要国家在公共产品方面改变的水平，住房价格、医疗价格、教育价格有较大升幅，令普通民众一下子难以接受，才引起社会反弹。就我熟悉的美国来说，这几项领域的公共产品虽然不充足，但是比国内目前的政府供应水平还是要高，比如义务教育，也就是由州政府负担的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是全部免费的；医疗方面，低收入者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医疗补助（中产阶级和中产以上的就没有），老年人也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医疗保障；缴税达到40分之后，退休以后在联邦社会保险部门有保险金领取，低收入者有联邦低收入住房，或者可以在联邦政府的住房和都市发展部领取廉价住房的补助金。图书馆这类公共产品就纯粹由政府投资免费提供给民众了。

　　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在西方也很普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问题开始较多地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这是与私人部门在公共产品提供中越来越多发挥作用相适应的。比如，个人从事大量慈善活动，提供多种公共产品；非营利性组织等第三部门快速发展，等等。美国的大学有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种，大部分的大学属于非营利性的，就是一种私人投入的公共产品，哈佛大学就是典型的这类学院，政府就不投入公共教育了，私人投入公共产品的供应，是一种补充和加强。

　　社会保障自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以及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人们担心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持续，因而最优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其中，焦点问题是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孰优孰劣。许多研究表明，基金制能够用更少的社会保障缴款带来更多的社会保障收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实践中，很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向基金制过渡，建立各种各样的个人账户制度。

　　住房的全面市场化是当今国内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我记得曾谈到过西方对于低收入者住房这个比较庞大的公共产品的解决方法，照顾社会低收入、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本来就是公共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欧洲，这部分的住宅是由政府投资做的，在德国这些国家，叫做“社会住宅项目”（socialhousingproject）；在讲话比较直截了当的美国，就叫做“低收入住宅项目”（lowincomehousingproject）政府投资做给中低收入的住宅，而开发商则按照市场要求来做他愿意做的，社会功能和市场功能是分开的。新加坡政府的方法更有独创性：每个公民自从工作开始，就要按照政府规定，把自己25%的收入存在政府一个指定的银行账户上，到你结婚的时候，申请买楼，这个存款连本带利就用来支付头款，房屋贷款也可以继续在政府这个银行中申请借贷，这样一来，新加坡基本没有住房问题，80%的人都住在政府这个计划的公寓中。西方叫做“新加坡式社会主义住房政策”。从理论上讲，西方这种做法很简单：政府做低收入的住宅，有钱的就去买房地产商的住宅，丰俭由人，一个是社会福利体系内的住房，一个是市场运作体系内的住房，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各做自己的事情，不交

　　叉，事情就简单了。

　　政府开发的低收入住宅和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市场营销的住宅比例大约如何呢？西方各个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好像美国是比较差的，大概1：20，也就是说大概有不到二十分之一的人口住在这类政府投资的低收入住宅里，绝大部分人口是住在自己买的住宅里；而在荷兰，大概达到1：3，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政府投资的低收入住宅里，新加坡更高达80%。国情不同，因此没有一个标准。

　　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这点我们短时期内很难做到，原因倒不是政府没有钱，而是我们缺乏一个检查真正低收入的信用机制（creditsystem），大量流通的资金依然是以现金形式为主，个人支票、信用卡这类信用机制的基本工具在国内还是非常的不普遍，并且难以短时间内普及。因此，一旦政府做了这样的住宅，价格低廉，原来是准备给低收入人口住的，结果会因为信用机制不完善，有可能落入到利益集团手中，或者落入乘虚而入的不属于低收入层次的人手中，政府现在能够做的，仅仅是给因为政府公共项目、基本建设项目造成的回迁户、搬迁户建造福利类型的住宅，对于一般收入人口居住问题，我看政府是寄希望于“90平方米以下户型需要占开发项目的70%以上”的政策促使开发商开发住宅的。是不是能够达到政府的预期目的呢？我没有答案，因为全世界都没有这样尝试过，我们如果尝试成功了，可能给世界其他国家在解决低收入、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上提供一个好的经验，如果失败了，要尽快建立自己的信用体系，收入和支出透明化，然后再由政府投入建造低收入住宅，或者另外尝试其他的方法。

　　实行市场经济，千万要记住：市场不是万能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自然是公共产品，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制度也应该是公共产品。庞大的基本建设是私人企业无力完成的，还有那些无利可图的领域，投资风险过大的产品，那些短期内得不到回报的投资等等，都属于由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来供给的领域。狭义的公共产品是指政府通过微观参与所提供的生产性和福利性基础设施。广义的公共产品除了基础设施外，还包括三类：实现社会公正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公共政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创新的各项制度安排，有利于科学、文化方面的公共产品，而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公共产品，其有效供给都是在公共政策的引导、调节、支撑和保障下进行的。市场经济越发展，对各类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多，对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性的要求就越强，从而对公共政策的要求就越高。

　　讲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简单得很：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公共产品，市场做市场的产品，就清楚了。如果政府把好多本来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交给市场做，就乱套了。

　　资料来源:王受之

　　<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9月28日

　　讨论题:1、私人公司来提供公共产品可以吗?为什么?2、私人经营公共产品是否会引发暴利，从而损害公共利益?3、如果把公共产品交给私人公司来经营该如何避免这种问题?4、你认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否属于公共产品?是否能够由市场提供?

　　案例2.10

　　改善民生需强化公共财政再分配

　　2007年7月24日，国务院公布城镇居民基本医保试点指导意见，决定从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逐步在全国城镇全面推开。同一天，全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会议也在北京召开，温家宝总理说，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

　　根据试点方案的意见，政府对试点城市的参保居民，每年按不低于人均40元给予补助，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人均20元给予补助。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制度的建立，是每个人分享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在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中，初次分配向企业尤其是国家集中，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远远赶不上企业利润和国家税收的增长，致使民众未能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这种情况本可以通过国家财政的二次分配和社会慈善的三次分配进行纠正和弥补，但由于政府一直兼有经济建设的职能，所以在实际中政府的财政大都投向工业项目和国有企业去了，政府财政被异化成名副其实的建设财政而不是公共财政。再加上我国慈善事业的不发达，从而使具有改善民生质量功能的社会事业发展长期滞后，造成在经济快速发展下民众反而因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生活质量下降，有些甚至陷入贫困状态，加剧社会的裂痕。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财政应该是公共财政。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政府虽负有经济建设的职能与使命，但应把更多的精力与收入用于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上，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扭转重经济发展轻社会民生的传统做法，发挥公共财政的再分配功能。

　　财政的再分配功能在于弥补初次分配的缺陷，防止收入分配差别过大的情况出现，因为收入分配差别过大既有悖社会公平，也同样损害市场效率。为此，财政资金直接用于经济建设的比重应逐渐降低，而且要严格限制在市场失灵领域和关系到国民经济重大发展战略与布局的领域，一般的竞争性领域，财政资金要坚决退出。特别是要加大义务教育方面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投入，以基本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目标，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为落后地区的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均等的发展机会。

　　随着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目前我们已有能力解决基本的公共需求问题。以全民医保为例，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将全民医保提上政府议事日程时，人均GDP大致在2000美元至7000美元之间。近年来，我国GDP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的增幅更是高达20%多，今年上半年中央财政收入达到26117.84亿元，增长30.6%。中国人均GDP已接近2000美元，总体上，我国已经到了推进全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的发展阶段。城镇居民基本医保试点作为全民医保的第一步，国家财政应予以充分的保障。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报（2007-7-27）(邓聿文)

　　讨论题：

　　1、公共财政的功能主要有哪些？

　　2、国家财政在推进全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的发展方面应该起什么作用？

　　3、公共财政如何更好地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4、我国财政的收入的再分配功能是否起到了缩小贫富差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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