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考古学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有何意义与作用6篇音乐考古学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有何意义与作用 现存传统音乐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中国古代音乐史》是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中的一门较为重要的专业理论必修课,教学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音乐考古学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有何意义与作用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音乐考古学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有何意义与作用
现存传统音乐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中的应用摘要:《中国古代音乐史》是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中的一门较为重要的专业理论必修课,教学中,运用现存传统音乐实例,使学生加深对古代音乐形式的理解。河南大调曲子与宋代的说唱音乐形式唱赚在表演形式和音乐体制上有相似之处,大调曲子《康熙词》可以在课堂上使用,使学生理解什么是曲牌,以及曲牌到底以何种方式进行连接。
关键词:现存传统音乐
《中国古代音乐史》
大调曲子
《康熙词》
教学
《中国古代音乐史》是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中的一门较为重要的专业基础理论必修课程。学习《中国音乐史》课程,了解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历程,掌握中国古代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对于音乐专业的学生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可以丰富他们的知识底蕴,而且为其在演唱或者演奏方面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中国古代音乐史》课程在20世纪80年代还处于滥觞阶段,音乐师资的缺乏是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后来,经过1982年教育部委托山东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音乐史暑期讲习班”的培训,以及1984年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音乐史讨论班”和1986年福建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音乐史教学座谈会”等活动,《中国古代音乐史》课程的教学队伍逐渐建立起来,如今,这门课程的教学队伍已经成长为音乐学各学科中较为强大的一支。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
《中国古代音乐史》课程是随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古代音乐史课程草创的阶段,正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作为一个学科初步成型的时期,其重要的标志是1981年杨荫浏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的出版。《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不仅材料丰富、论述全面,而且是建立在丰富的音乐实践基础之上的一部专著,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之后,“中国古代音乐史”方面的著作不断的涌现,如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①,吴钊、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②,孙继南、周柱铨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③,还有李纯一的《先秦音乐史》④等等。
“中国音乐史”学科在方法论方面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在20世纪50、60年代左右,中国音乐史学科的研究主要以史料、文献为基础,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的研究方法也逐渐被中国音乐史学科吸收,中国音乐史理论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涌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李纯一的《先秦音乐史》是以作者之前音乐考古研究的成果《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的研究为基础的,是一部断代音乐史方面的代表性著述。
传统是一条河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在时间中展开,也转瞬即逝,只有通过录音才能将其保存下来,但是中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了简便的录音技术,所以中国古代音乐史处于“无声”的状态,音乐只是以文献或者乐谱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因此,《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缺乏音响实例,这点对于教学以及学生的学习都非常不利,教师只能靠语言去描述历史上的音乐,而学生也只能依靠想象去揣摩这些音乐,这显然不利于学生直观的去把握音乐历史的真实面貌。
存在于民间的传统音乐可以改变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无声”状况。黄翔鹏先生说“传统是一条河”,今天的传统音乐与历史上的音乐是一脉相承的,彼此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今天的传统音乐是古代音乐的活态遗存,承载着古代音乐的基因,因此,参考现存传统音乐应该可以解决古代音乐史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应用这种“逆向考察”的方法,音乐史学者果然有不凡的收获。如杨荫浏先生对宋代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中俗字谱的译谱,借助了西安鼓乐所保存下来的古谱的读谱方法,使这一距今数百年之前的古乐又重响。
现存传统音乐还可以运用于《中国古代音乐史》课程的教学中,并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中国古代音乐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非常陌生,而现存传统音乐与古代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选取合适的乐种以及作品去解释古代音乐现象,可以帮助学生较为直观了解那些遥远而陌生的音乐。
大调曲子《康熙词》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中的应用
大调曲子是流传于河南的一种说唱音乐形式,号称中原的三大曲种⑤之首。一般认为大调曲子形成于明清时期,在旧时是一种地主、富商这样的有闲阶层“雅集式”的一种娱乐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大调曲子被搬上舞台并出现了专业演员,如今,大调曲子多作为退休职工或者退休的大调曲子演员的业余娱乐形式。大调曲子主唱者一般采用坐唱的形式,并且手执拍板击节,伴奏乐器以三弦、琵琶、筝为主。
大调曲子为曲牌体的说唱音乐形式,包含一百多支曲牌,音乐蕴藏量丰富。大调曲子曲牌的组合形式多种多样,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单曲体和曲牌连套体两种。单曲体是用一支曲牌说唱故事的曲体结构形式,如【满江红】、【码头调】等结构长大的曲牌,用一支曲牌即可讲唱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曲牌连套体则是多支曲牌连缀说唱一个故事的曲体结构。曲牌连套体的组合形式又可划分出多种类别,一种是一般套曲,即将某个曲子分成头尾,中间插用若干曲牌,这种曲体结构最常见的是鼓子套曲,如《武松还乡》的曲体结构为【鼓子头】、【阴阳句】、【鼓子尾】;一种是“码头套曲”,这种曲体结构是将【码头调】的七句唱腔拆开,中间插用其他曲牌,如《宝玉探紫鹃》的曲体结构为【鼓子头】、【码头调】、【玉娥郎】、【码头二腔】、【下流】、【码头三腔】、【背工】、【马头四腔】、【小桃红】、【码头五腔】、【跌落】、【码头六腔】、【潼关】、【码头七腔】、【寄生草】、【铺地锦】、【斗鹌鹑】、【石榴花】、【老满江红】,这种曲体结构在民间又有“金镶边”的俗称;还有一种是由两种曲
牌交替连接而成的曲体结构,如《蓝桥会》的曲体结构为【满洲】、【扬调】、【满洲】、【扬调】、【满洲】、【扬调】。
《康熙词》是河南大调曲子流传最广的乐曲之一,作品以康熙皇帝到苏杭南巡为背景,着力描写了江南鸟语花香、山清水秀的美景,乐曲还通过对打坐水旁垂钓的渔翁、奔走山岗打柴的樵夫、携犁转还村庄的农夫、斜跨牛背的牧童的歌唱,勾画出一副安详恬淡的百姓生活画卷。《康熙词》的曲体结构为鼓子套曲,其曲牌连缀形式为【鼓子头】:、【南罗】、【北流】、【南阴阳】、【倒推船】、【石榴花】、【上小楼】、【鼓子尾】。《康熙词》优美的曲词,再伴以清雅悠扬的音乐旋律,起到陶冶听众情操的作用。
大调曲子《康熙词》可以应用于“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帮助学生理解“唱赚”这一音乐形式。
唱赚是兴起于宋代的一种说唱音乐形式,其表演形式是主唱者手执拍板“击节而歌”,其他的主要伴奏乐器还有以鼓、笛等。唱赚的音乐结构主要有缠令和缠达两种,缠令是前有引子后有尾声,中间有若干曲牌连缀的曲体结构,而缠达则是前有引子,后由两个不同曲牌反复交替的曲体结构。
《中国古代音乐史》课堂教学中,学生在学习“唱赚”时,理解有一定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学生在中国传统音乐方面的知识储备量非常有限,他们的音乐基本知识以欧洲艺术音乐为主,所以对唱赚这种中国传
统的曲牌体音乐形式不能有透彻的理解。学生在理解唱赚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什么是曲牌？曲牌与曲牌到底如何连接？这些问题只靠教师的语言去说明,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大调曲子《康熙词》去理解宋代的说唱音乐唱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方法。唱赚与大调曲子非常相似,首先,在演唱形式方面,唱赚与大调曲子的主唱都是手拿拍板边打节奏边唱;其次,在曲体结构方面,唱赚与大调曲子都为曲牌体,唱赚的缠令和缠达的结构在大调曲子中都是存在的。通过让学生欣赏《康熙词》,并与学生一起分析这部作品,学生会理解中国传统的曲牌体音乐结构到底是如何的一种规律,从而会加深对宋代说唱音乐“唱赚”的理解。
结语
传统是一条河,如今的传统音乐是古代音乐在今天的活态遗存。当今传统音乐所携带的古代音乐基因,不仅可以帮助解决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而且,传统音乐也可以用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教学,帮助学生深入并且直观的理解古代音乐形式。
河南大调曲子《康熙词》是曲牌体音乐的实例,可以运用于课堂教学,帮助学生理解宋代的说唱音乐形式“唱赚”。从大调曲子《康熙词》中,学生不仅可以了解到底什么是曲牌,而且可以理解曲牌是以何种方式连接的,从而对唱赚这一古代说唱音乐的缠令与缠达的音乐结构形
式有了深入直观的了解,使《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课堂教学收到良好的效果。
注释
①1988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②1993年第二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③1991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④2005年第二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⑤即大调曲子、三弦书、河南坠子。
篇二：音乐考古学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有何意义与作用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第一节
音乐史和音乐史学
音乐史——人类从事音乐活动的历史，理论上说，包括人类创造音乐的一切物化形态的历史。
主要内容：P1
前提——如何认识音乐这个概念是研究音史的前提，不同音乐观导致不同音乐史认识。
音乐史学——是音乐史在音乐史家头脑中的主观反映。
两者区别——音乐史学不能代替音乐史，音乐史学不仅仅去研究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各种音乐现象，还要去探寻音乐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造成两者之间的距离和偏差的原因
（1）研究者与音乐历史之间的时空位置的差异，一个人的有限生命去研究几千年的音乐历史距离和偏差不可能不发生。
（2）音乐史工作者因素的局限
①音乐观和音乐史观——不同音乐观点和历史观的人从事的音乐史研究是有
根本区别的（唯物主义音乐观）
②音乐的鉴赏水平——具备音乐鉴赏水平及时音乐史工作者最起码的条件也
是最重要的基础。历史音乐文化丰富多样，要求音乐是工作者较高的音乐鉴赏水平，才能将历史音乐写的清楚准确。
③音乐作品分析能力——音乐是工作者如果对音乐作品的分析能力掌握不够，或者这方面的基础能力比较薄弱，都会限制他的研究广度和深度
④音乐与社会及其他文化的联系——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它是和各种文化现象连下这的。音乐史的历史
性质非常强，历史知识的缺乏是不能研究音乐史的。
音乐史学的研究目的——搜集历史优秀作品、介绍给每一代人→分析作品、吸取借鉴→将优
秀作品介绍今人并发扬光大
音乐史学的学科性质——音乐史学研究室一种理性的这回糗本学科只是和真理的活动，它
是一门包括音乐艺术和音乐文化同时涉及音乐历史方面的学术研
究，它是一门人文科学性质很强的艺术史学学科。
第二节
中国音乐史学
研究范围——时间：音乐起源→中国古代史结束、即贾湖骨笛→清朝灭亡
空间：古代中国的降雨和边邻国家及民族
研究对象——古代音乐及其发展规律/与古典文献学、考古学等相交叉的分支学科
研究目的——①继承丰富历史遗产、发展今天音乐事业
②加深对中国音乐的认识、最终认识自身
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自身发展
学科特点——1、历史方面—①历史悠久
②地域广阔：古代中国降雨及周边邻国和民族
③民族众多：中国传统音乐丰富多彩由于少数民族和华夏民族联系
2、文化方面—中国古代音乐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楚辞、律学
3、社会性质方面——由于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尤其漫长，造成文化上一系列特点
①宫廷音乐—雅乐、宴乐
②文人音乐—春秋战国时期，文人阶层兴起，对琴的喜爱，作曲，参与音乐活动，促进音乐发展提高
③民间音乐—民间音乐主导中国古代音乐，但要受封建统治者的影响，产生大量作曲家和作品，影响颇大
研究方法——1、技术性方法—音乐史学工作者掌握基础性知识，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进行
研究的方法，是音乐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形式逻辑的方法—归纳法/归纳推理法：特殊→一般
演绎法/演绎推理法：一般→特殊
（1）特点：①同音乐史学的基本知识想结合
②运用最普遍最广泛的方法，“技术性”的“基础性”，长是对问题的出逼的表层的研究
（2）掌握关键：“技术性”即掌握音乐史学的基本知识
（3）主要用在：①音乐史料的搜集：音乐本体史料—乐谱史料、文字、文物
如何掌握—熟悉音乐文献一般情况、辨别史料版本、有文献考古知识
音乐外围史料—与音乐相联系的音乐本体之外的史料，如音乐家的书信、想了解戏剧的戏剧的史料
②音乐史料的分析：
篇三：音乐考古学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有何意义与作用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浅谈中国史前史“音乐起源”问题作者：董静怡
来源：《北方音乐》2019年第13期
【摘要】音乐起源一直以来都是音乐史首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随着史前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加，已粗略勾勒出音乐起源的基本框架，本文将从古籍、学术著作以及音乐考古三个方面对“音乐起源”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音乐起源;音乐考古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识码】A20世纪2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陆续对殷墟进行发掘，随着甲骨文的**也印证了商代后期文明的存在，由于缺乏文字佐证，“夏朝”断代工程至今方兴未艾。因此，中国历史的“信史”一般以西公元前841年为界。建国后，诸多音乐文物的不断出土，填补了史前史中音乐起源问题的诸多空白，使此研究领域有了很大进展。
音乐起源问题一直以来是音乐史学首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不断涌现的音乐考古资料证明，音乐早于文字等人类文明发展的标识，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信史之前，音乐已经存在并得到极为充分地发展。近年来，新石器时代的音乐考古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些发现对了解人类音乐文明起源和发展至关重要，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加和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前音乐起源的基本框架已被粗略勾勒出来，但并未形成系统认识。
本文将从古籍、学术著作以及音乐考古三个方面对“音乐起源”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古籍文献中的音乐起源
先秦时期，音乐地位与王权密不可分，此时期并没有真正的“音乐著作”，关于音乐理论以及音乐思想的文献多夹杂于其他著作之中。《乐志》《律志》加上诸子杂集的部分观点基本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音乐史史前史的主体。
篇四：音乐考古学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有何意义与作用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撰述中的相关问题分析作者：张志谦
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2年第08期
摘
要：古典音乐对于音乐史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历史时期创造音乐文化的累累成果不容忽视。本文围绕对古代音乐全新探讨的基础上，对其发展轨迹和近十年取得的成就进行系统分析，主要体现在文献学、考古学、乐律学等领域的影响，并进行深入探讨。只有对古典音乐深入了解之后，才能在我国未来的音乐道路上做出贡献，并且加快其发展。
关键词：古代音乐史；乐律；考古；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114-02
对于古代音乐分析书籍，最全面的要属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篇文章描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创造音乐文化的累累成果，对整个音乐变化有深度的研究分析和探讨，为学习音乐之人，提供很好的参考研究资料。但是对于古代音乐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几部书上，应当对整个音乐文化，仔细阅读思考，用自己的思维总结概括，对音乐的学习必须学会独立思考。研究音乐要从本质上入手，只有从本质研究问题，才能更深层次的了解，并能掌握其发展命脉。比如，乐学律学方面的知识，通过对唐宋以降对于民间俗乐的极大关注表现出来。
一、考古学的最新成果
近十年来，音乐考古学主要围绕学科的规范、资料的收集、方法论的探讨以及新的表现形式的发展等问题，学科建设进入稳定的“深研”期。教育机构逐渐加强对古典音乐的重视。目前，对于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
“一本教材”、“一个中心”、“三种方法”、“一套编钟”、“一个乐团”。对音乐进行全面的分析，对古代各种音乐表现形式，加以详尽的概括。通过对本书的阅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首次提出了“表层、中层、深层”的渐进研究方法。“一套编钟”是指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王孙诰编钟。“一个乐团”即华夏古乐团。
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也是重要一部著作之一，内容的描写上，理论性知识更多，通过对理论知识的研究和实际古代音乐的各种表象形式，将其概括的很详细。我们可以说这本书有着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性成就，对未来音乐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其中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不能忽视的，主要是以丰赡的资料、亢分的篇幅描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创造音乐文化的累累成果。要想学好音乐，必须将这两本书吃透，对古代音乐发展有了解，如果研究一项艺术，不知道其发展根源，那么即使得到成绩，也不能显示纯粹的艺术。所以，学习音乐，首要任务就是了解音乐发展史，解读古代音乐史。
二、中国古代律学与乐学的新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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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京房六十律是否依据“卦气说”的《易》学象数模式所创立而展开的辩论，这是最早的关于音乐律学的古代书籍，对此书要想深入了解，不但要有专业的音乐知识，还要有对古汉字理解能力，因为此书为古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应时先生撰文为《“京房六十律”申辩》，通过专业的知识，指出京房六十律没有附会八卦之说，将传统的错误观念及时纠正，为音乐史开拓一片全新天地，对其真实一面的展现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将会影响整个世纪。值得我们欣慰的是《黄钟》在2006年第l期发表了星海音乐学院教授赵宋光先生的《邦境语五十冬》一文，又带来不小的风波，再一次指明应当科学的研究音乐。
《邦境语五十冬》谈到的内容很多，对古代音乐有整体概括，主要谈到了我国的五声调式、民族和声与西方和声体系和律学体系的不同。提出学习音乐不能只顾着西方音乐，要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希望能建立民族旋律学科，将乡土音乐文化引进小学课堂。中国古代是五声音阶，而现代是多元化音阶，五声和七声都是现代音阶的一种，已经发展到爵士、布鲁斯等。虽然有这么多音律，但是古代音律非常重要。
2007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李玫研究员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这本著作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国音乐的书籍，全面系统的概括了音乐理论知识，为后代人学习音乐提供重要研究资料。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对当今律学研究提供研究方法，从本质上研究音乐，进而才能更好的解决各种问题。还介绍了律学研究的历史发展，涉及到很多国家，包括印度、阿拉伯、欧洲以及中国的律学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归纳，理清音乐发展系统。原本音乐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历程，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很难将其概括，必须投入大量心血对其研究。2007年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第2期刊发了天津音乐学院郭树群教授的文章《朱载培与“东方式的文艺复兴’’》，为今天进一步研究古代乐律学的深层学术问题指出了方向，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其中心含义，文章认为朱载培是东方文艺复兴呼唤出来的“文化大师”，丝毫不逊色于西方文艺复兴的巨星，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不同的文化背景创作不同的音乐，每个时代的音乐都在进步，或者说每个时代有不一样的东西产生，只要满足人们心理需求就是好的音乐，各自有各自特点，表现其文化背景下的优越性就是好音乐，这是其他事物无法替代的，进一步明确了朱载培的学术贡献。
三、对古代乐器的重要研究
古代乐器和音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是互相制约的，对音乐创作上，有直接联系，乐器是将音乐表现的直接载体，只有通过乐器各种音色才能发挥其最大优势，给人带来享受。古代乐器是音乐考古学的重要分支，涉及方面比较广泛，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地理、政治、历史、文学、科技等诸多学科，从各个方面表达出音乐。同考古学中的其他分支一样，必须整理一套属于音乐的研究方法，否则会没有头绪，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不利于深入研究与探讨。其研究方法要遵循“历史第一”的观点，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性是关键，只有真实的古代音乐才能认清为什么产生这样的发展史。在实践研究中要科学地运用与之相应的原则、方法。我们知道由于古代乐器的研究对象主要为考占所挖掘的实物，然而古董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联系，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演变及文学作品的表现同步的考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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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乐器主要有琵琶、古筝、古琴、箫、羌笛等，不能忽视其制作材料，由于古代生产能力低下，主要是用、竹、木等制作。但是随着人类不断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乐器制作也越来越高级别。春秋战国时期铁器水平提高，代表乐器是笛子。秦汉时期出现了排箫、羌笛、琵琶等乐器。唐代长安城是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之一当时人们生活很幸福，文化出现空前绝后的繁荣，人们可以精心享受舒适的生活，然而幸福生活能给人们带来最大的精神享受就是音乐，此时的音乐是一个转型期，也是最繁荣的时期，经过研究发现，随着外来音乐的融人，乐器品种多达三百种。
如今吉他被称为乐器中的王子，有六根弦，虽然不是发源于中国，但是唐朝已经出现中国式的弦乐器，一种是奚筝，有七条弦，一种是奚琴，有两条弦，均用竹片擦弦。这种音乐听起来，声音非常悦耳，从古代文学记载，对音乐带来的感觉上就能表现出来。宋代乐器改制较多，此时的奚琴改为嵇琴，将弦乐器提升一个台阶。接下来是元代承金制，带有明显的元代标志的有马尾胡琴、三弦、唢呐、火不思、云墩等，这个时期的弦乐器已经盛行，成为当下流行元素，普遍被人们接受，无论是阶级高的官僚主义还是农民都能接触到，也可以称作为民间乐器。而明清两代主要是以戏曲伴奏乐器为主，主要有笛子、唢呐、笙、琵琶、阮、锣、鼓，胡琴也细分为京胡、板胡、马头琴、高胡等。古代乐器非常多，种类复杂，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只要与音乐有关联的知识，必须加以总结，进而加快发展当代音乐。
四、近十年来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我国古代史史料研究呈现出研究的多元化和多样化，还原音乐本色，提供研究人员更广的研究范围，不能停留在传统研究方向上，必须加宽研究范围，更理性看待音乐。
《音乐研究》2002年第4期刊载了赵维平教授的论文《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从标题就能看出主要概述的是整个亚洲音乐文化，其主要涉及的地区有朝鲜、越南、日本，铜锣文化圈的东南亚。需要重视的是还将伊斯兰文化圈的西亚地区的考古资料进行了概述，由此可见其重要性。《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2期上发表了孟凡玉先生的文章《音乐史料考察》，是重要言论之一，给音乐爱好者带来更好的东。在文章中，从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大百科全书”《红楼梦》中丰富的戏曲、歌舞、器乐音乐人手。运用科学理论知识对相关内容讲解，解说其中的联系，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都能很好的表现音乐艺术魅力。罗素曾经说过，人一生必须要学的两件东西，一件是音乐，一件是体操，由此可以看出音乐的重要性，无论是哪个朝代都需要。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刘玉瑁在2007年《中国音乐学》第2期上发表了论文《及其体现的音乐文献学方法》，对王福利博士撰写的《辽元三史乐志研究》进行了全面评述。研究古典音乐存在的意义，并且对那个时代的现状有更深入研究，表现了音乐魅力，使专业人士看到音乐原始模样，使人们为曾经有这样美好的纯粹音乐感到骄傲。《音乐研究》在2010年第3期刊载了王小盾教授和王皓先生的论文《论道藏中的音乐史料》，是音乐史进入另一个领域，进入前人没有尝试过的研究领域，用全新理念解释相关古代音乐，文中对明代万历永乐四年的“明道藏”做了深入研究，对于“仙歌、音诵、道赞”等进行了考证，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是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对音乐的分类要客观，不能凭借主观对其研究，所以，对道教音乐的成熟提出了三个发展阶段。
2010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l期刊发了洛秦教授的论文《宋代音乐研究的特征分析与反思(上)》，涉及数学观念，当音乐发展一定阶段已经不再是音乐，而是对数的研究，其中存在的关系，可以通过各种数学公式表现出来，有很强的逻辑性。这篇文章是从统计学和史料学上对宋代音乐研究之全新再研究的力作，对于音乐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五、总结
通过本文的论述，使我们清楚的了解到我国古代音乐的重要性，要想学好音乐，必须深入研究古代原始音乐的形成，对其整个发展过程以及状况有所了解。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古代音乐、古代乐器的痕迹，通过各种渠道研究与音乐有关联的知识。要全方位了解音乐，比如西周“五声、六律、十二宫、旋相为官也”，完成了十二律和七声音阶。只有深入专研古代音乐史，才能从中总结属于当下发展的核心内容，使人们得到音乐带来的快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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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音乐考古学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有何意义与作用
文探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观念问题阐述随着近年我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快速发展，还有音乐考古新发现以及国内外史学新观念的出现，这有效改变了传统单纯依赖相关文献治史的音乐史学研究方式，让音乐在研究方法的发展、学术观念以及史料拓展等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转变。由于新学科的出现，以及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发展，这让学术理念以及学术领域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和拓展，整个学术队伍以及学科的地位都在不断的壮大和提升，因此，目前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尽管呈现着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但当中也还存在着一些影响学科发展的问题。那么，本文就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观念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
标签：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观念问题
当前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宗旨就是为了深入探究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真实，以此有效揭示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规律，结合中国音乐历史书写的基本特征，其主要是以“史真”作为基本标准。在实际的音乐史实探究过程中，尽管会受到研究人员不同学术背景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音乐历史的探究，会更加趋近于历史的本真。那么，对于音乐史学研究人员来说，其不仅要记录音乐历史事项，探求音乐历史的真相，还要注重从音乐史学研究中，了解音乐史学研究的观念。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观念分期
（一）1949年前新史学引入阶段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过程中，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我国音乐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是经历了多种史学观念以及方法的变化和发展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我国音乐史学研究是直接从相关的古代文献中来进行研究的，用史料记载作为音乐研究考据的论证。比如乾嘉学派就是通过训诂、校勘、注释、辨伪等方式，以此整理、研究了我国几千年的古代文化典籍，当中涉及到多个领域和范围，有金石、经学、考古等多个方面，这对后人进行古代史学的研究都起到了良好指导作用[1]。比如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等近代国学宗师的研究工作都直接受到一定的影响，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陈寅恪“史诗互证”以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等。这些不同的研究理论模式，都对传统治史方式形成了有效的弥补，对于推进我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在这一时期，修海林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完成现代学术转型的第一本著作——从音乐学术史角度看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中表示，《中国音乐史》是以“进化论”作为全书的论述主线，且在主体内容中也有明显的体现，这有效体现了学科研究的创新意识。而进化论的观念也正是在此时期被中国音乐史家所广泛接受的，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大量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此外，新史学还注重加强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本身音乐和宗教、哲学以及政治等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其在研究古代律学过程中，就有效融合了现代声学、物理学的研
篇六：音乐考古学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有何意义与作用
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页码：音乐考古学在音乐学的价值
［摘要］历史音乐学下的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但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其作用和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音乐考古学;考古学;音乐学;音乐学学科体系
一、音乐考古学在中国
虽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但近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当始于刘复在1930—1931年间，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正是刘复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付诸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开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新的篇章，中国音乐考古学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学之堂，入音乐学之室”。譬如:杨荫浏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一书中，援引了当时许多有关出土文物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李纯一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运用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夏商)一书中，这两位学者对考古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运用改变了自叶伯和以来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音乐考古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二、音乐考古学作用于他种音乐学分支学科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在考古学和音乐学的羽翼下逐渐形成的。于音乐学而言，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得到国内外学者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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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认识，例如，德国学者德列格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五大类，其中，音乐考古学是作为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认为:“它(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虽然音乐考古学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但其在整个音乐学体系中的地位却并非仅仅只作用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以及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依然有着促进作用。
三、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史学
较之于其他音乐学科而言，音乐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这是因为:其一，在研究对象的时间维度上，它们都是指向于过去，研究历史上的音乐事项，以了解古代的音乐社会生活;其二，在史前史时期，音乐考古学研究是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手段，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后，有关音乐的考古实物和文献典籍是音乐史研究的两大史料来源。具体来说，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学的作用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考古史料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极其漫长的，即便是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大约有300万年的历史;而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有比较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的信史，就中国而言，大约是从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开始的，距今不过4000年左右。从300万年前到4000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除了通过神话传说获得一鳞半爪的模糊的认识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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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商以前的历史不仅模糊不清、无法得以考证，而且也是一种无奈。可见，通过文字了解人类音乐的历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以及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话传说的尴尬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认识。例如，1987年，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25支骨笛，据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约8000—9000年;根据测音和实际的演奏实验表明，这些音已包括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曲调。这一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们之前对新石器时期音乐认识上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对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诸多研究成果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考量，如学界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争论的“战国时期有无五声音阶以外的偏音”的问题;音阶发展史是由少渐多，还是一个从多到少不断规范的过程的问题等。这方面的音乐考古发现甚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骨哨、西安半坡陶埙等。可以说，从科学的意义上研究史前音乐历史，考古实物是唯一的途径和手段。它不仅是我们了解史前音乐历史的不二法门，也对其后有文字记载的音乐历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主张研究古史当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这在历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导源于对科学研究实证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这一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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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指出:“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2］其后，学者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此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实践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为之一变，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也使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了些许的实证面貌。例如，古书中有关鼍鼓的记载甚多，《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鼉也”、《诗经?大雅》:“鼍鼓逢逢，矇瞍奏公”、李斯《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提到的“灵鼍之鼓”。鳄鱼在古代被称作鼍，鼍鼓即是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在没有有关鼍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学界对这些记载多半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015号大墓木鼍鼓的出土，释解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从而确信鼍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3．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翻开历朝历代正史乐志可知，其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载内容侧重于宫廷雅乐，对宫廷之外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记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为了取悦于统治者甚至会歪曲历史，因而必然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此外，在“重道轻器”的古代，记载音乐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乐工，而是一些对音乐一知半解的文人，这也必然会使有关音乐的记述含混不清，乃至错误失实，以讹传讹，贻害千年。如此，考证、校雠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筹莫展，考古史料则表现出其特有的参证和纠错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及其大量精美的乐器的出土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地下音乐宫殿”的辉煌，其重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已有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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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过文献研究而获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些偏颇的认识:其一，对一钟双音现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脚。1977年，吕骥、黄翔鹏等音乐家去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四省做音乐考古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钟，在敲击钟的不同位置时可发两个相距三度的音，但这一理论在提出时遭当时学界众多人的怀疑，人们普遍持否定态度。次年，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让世人承认并接受了“一钟双音”的事实。其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古音阶”和“新音阶”的问题。其三，对于中国只有首调唱名法而没有固定调唱名法的问题以及工尺谱的渊源、中国的乐律学理论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作了很好地解释。
4．扭转了用文字描述音乐史非直观形象的不足
音乐是一门时间艺术，也是一门声音的艺术。撰写一部有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直是音乐史学家的追求，从杨荫浏“音乐史是不能没有音乐的历史”［3］的治史观到黄翔鹏“曲调考证”研究的身体力行，无数学人为此孜孜不倦地摸索着;但我们同时也应知道，音乐生活的画面并非仅有声音组成，在三维空间里尚有乐器的形制、乐队的组织、器乐的编排以及乐人的服饰和奏乐的场景等，考古出土的遗迹、乐器实物以及音乐图像，包括绘画、画像砖、编织图、乐舞俑、洞窟壁画、器皿饰绘、墓葬壁画、画像石、石刻、书谱等，则可以直观地以立体的或平面的方式完整地再现历史上的音乐画面。例如，文献中有关先秦瑟的形制的记载语焉不详，甚至有分歧之处，我们如若仅仅通过文献并不能对此有清楚明白的了解。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古墓出土的有关先秦瑟的实物，则能立即给予我们非常明确的感官认识:先秦瑟的形制是“四枘四岳”式，一般具有二十三至二十五弦和柱。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再如，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一书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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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的研究，揭示出了汉朝音乐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收集了各省的出土器物，形象而直观地展示出了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乐器的类型、特征等，并可以对不同省的出土乐器进行比照，揭示其间的异同之处和源流动向。可以说，考古史料让音乐史的研究具有了现场感和亲切感，让人如置身于历史的语境之中。
综上可知，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其下属于历史音乐学，但其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音乐史学，其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总论?序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2］王光祈．中国音乐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
［3］李凌．中国音乐学一代宗师———杨荫浏［C］．台北:中国民族音乐学会，19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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